主持人：截至今日下午18：00，搜狐网关于新闻：农用瓜车禁止进城 瓜农含泪抛售市民纷纷抱怨的调查，总投票数达到7万余条有41552网友参与了我们的调查，其中拖拉机进城是否不文明？这一题目中71.53%的网友表示拖拉机进城方便了群众。15.48%的网友表示不文明，影响市容。在调查题目：这样做是否侵害了农民利益中，93.33%的网友认为侵害了农民利益，伤害农民积极性。4.67%得网友表示这样做也是为了城市的文明。请您对我们的调查做个分析。

　　桂晓琦：你们的调查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感觉，三农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不应该停留在比较空泛的概念上，真正重视三农，要每个人拿出实际行动来。拿出实际行动来，会跟我们原来的很多具体规章、具体制度，由于当时的规章制度都是建立在歧视农民，或者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包括他们的出发点和当年的时代背景。

　　很多事情当大家感觉上有一种重视三农，很难把重视农民、关心农民的行为和原来具体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个事情值得讨论的就是直接引发了我们这代重视三农或者是关心农民，我们的实际行动应该是什么，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句空话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人歧视农民有着五十多年的历史，这种五十多年的历史必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通过每个案例，从新闻界以及媒体的报道引起城里人的反思。通过这种反思，觉得我们这么做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尽管以前有所谓的制度之说、文明之说，这种制度、文明都是建立在歧视农民的基础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所谓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应该对所有的规章包括观念，用和谐的理念或者以一个和谐的标准去重新审视它。尽管它就某一件事情来讲，可能会碰到具体的规定或者设置一些法律作为障碍。但是如果当全社会都在创造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社会，建立文明社会的时候，它更应该不仅仅是用和谐的理念去审视自己的行为，而且应该审视我们这个社会原来所有做过的法律规定或者是制度安排。如果说制度安排或者法律规定不符合文明或者是和谐社会的理念，你即使是一个法律也应该修改。

　　主持人：有网友问过这样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这条禁令是出于文明的考虑。有网友就问道，难道要以让农民以忍为本，换取政府的以人为本？这种文明是不是虚伪的？

　　桂晓琦：应该说是虚伪的，它本身特别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说一种文明或者说一种制度它本身对社会的不公平不但没有抑制作用，还有拉开不断推进的作用，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管它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制度的形式出现，还是顶着文明的幌子出现。我们不能看它讲什么口号，应该看它的内容和本质是什么。所以我同意网友的观点，应该还是回到我刚才讲到的，应该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为什么我说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应该从每个政府部门，每个工作人员做起，应该讲我们现在的执政能力和去年相比是不是应该有变化。因为我们现在的理念变了，现在倡导和谐社会，和谐是一个了不起的中性词，可以跨越阶级，可以跨越等级。只要是人或者只要是平等的中国地球人，现在是一个地球村，他就应该在一种平等和谐的状态下生活。

　　主持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如何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客拿损害农民利益来创造文明是不是一种做秀？瓜农如何填饱肚子？

　　桂晓琦：这个不能简单说是做秀，还是一个感情问题和观念的变化问题。对生他养他，对中国政权的稳定，起重大作用的这些农民。当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以工业帮助农业，整个社会开始为我们实施了五十多年的以农养工不平等制度进行道歉或者进行纠正的时候，他应该适应这个社会的潮流走。实际上这种观念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利益格局转移或者洗牌，原来的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利益逐渐减少，现在的制度安排农民的利益逐渐增多，本来就应该得这些，我们已经亏待他们够多了，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对于保证瓜农的利益，瓜农是一个弱势群体，瓜农的收入和城里人的收入不一样。瓜农的收入靠自己劳动，靠天，靠市场的准入门槛是高还是低，如果城里人人为把进入市场的门槛不能以拉瓜车进入城市，不文明，人为抬高了进城的创收，影响了他的收入。他们都是弱势群体，这种门槛应该降低。还是抱着原来简单的想法，既没有为更多的市民想，也没有为更多的瓜农着想，图简单图方便，本身这种出发点我觉得就是不对的。

　　主持人：拖拉机进城与文明城市之间有没有可通融点？执政者是否考虑了瓜农的利益和文明城市之间通融，两者能否更好结合在一起？

　　桂晓琦：文明城市与瓜农进城这两点不矛盾，文明城市不应该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达到多少，不是看街道有多干净，也不是看高楼有多大，而是看它各种人群、各种阶层的人能否和谐容纳在一起，包括它的礼貌程度、礼仪程度，包括对弱势群体在强势群体面前不会欺负，强势群体不会在弱势群体因为自己的钱多地位高就趾高气扬。如果街道再干净的话，这种文明程度是空的。有非常大的可通融空间，就看标准怎么样，如果要说一个拖拉机进城是不协调的，我觉得这个标准台简单。不应该以这种标准，一个城市有没有拖拉机进城来决定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我觉得还是刚才我讲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主持人：农村经济改革瓜农卖瓜的模式是否有必要进行改进？政府是不是应该多给瓜农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

　　桂晓琦：当然应该改进。农民除了勤奋，除了刻苦，他最弱的就是对市场的理解和对市场的参与。但是我们又在搞市场经济，当不懂市场的人面对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当然应该来帮他。帮助他掌握信息，哪个地方的瓜卖得好，从产地到市场上可以比较顺畅，不能因为层层设卡收过桥过路费，或者车子质量不好档次不高就不让进城，这些都是政府没有更好的体谅农民。农民只有能力买这个车，但是让瓜卖到好价钱，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的时候，太需要政府的帮助了，不是一般的需要。如果我们城市的小商小贩，政府提供一个平台环境，没有为农民提供一个市场。这个通道必须要靠政府来慢慢规范。政府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卸下不合理的包袱之后，需要政府帮他在市场上找到更好的感觉，把更多的市场信息透露给他们。

　　主持人：管理好城市是应该的，但是政府禁止农民拖拉机进城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农民？是不是在制订这项规定的时候应该搞一个听证会，征求一下意见，如果确定规定这条规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做好相应的解决办法？

　　桂晓琦：这个网友提的意见是对的，像所有的公共利益政策出台之前，它都应该进行公正，进行听证程序。没有经过听证，一个可能是他们忽视了农民这个主体。觉得他们是农民，因为他们不经常到城里来，对城里影响不大，所以没有对专门涉及到可能影响农民利益的制度或者是政策进行听证，这是有关方面的失误。电涨价、公共设施收费涨价的时候都进行过听证，为什么牵扯到农民，影响到农民利益的时候，当这些政策出台的时候为什么不听证呢？

　　主持人：是不是强势群体对农民弱势群体的歧视？

　　桂晓琦：这是多年来我们制度安排的一种惯性表现，不能简单说歧视。歧视肯定存在，你很难一句话说清楚，其实政府每天都在讲服务三农、服务农民，但是如果把服务三农这个空泛的口号和他们的本职工作具体连起来，这个是要突破一些原有的老观念或者是原来的行为定式惯性的影响。

　　主持人：南京和郑州出现了禁止瓜农入城这一现象之后，其实，前几年在北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众所周知，现在北京大兴的西瓜产业也是在这一禁令出台之后被逼出来，是不是可以让其它地方的农民去借鉴一下北京的模式呢？

　　桂晓琦：像孙志刚案件一样，孙志刚案件由于媒体大范围的宣传，导致恶法的终结。西瓜这个事情不管发生在南京还是发生在郑州，它的影响还有它的作用不一定如孙志刚案件那么大，但是值得新闻界去炒作它。只有炒作了，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件事情认识一个理，到底是农民有理还是有关部门有理，这个理是越辩越明的。搜狐网做这个新闻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既然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国好多城市已经出现或者已经出现过了，并且在其它一些城市很快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禁止农民车进城。您能不能在这里给广大农民支支招，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关系到几亿人。

　　桂晓琦：最近北京封杀潮汕的果脯，导致潮汕市的市政府领导带着商家到北京市政府谈判。潮汕政府跟北京市政府相比是弱势，地方政府应该为这个地方的企业，在别的地方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潮汕市政府起到很好的作用。农民走向市场主要产品就是农产品，可能是大米可能是麦子，可能是蔬菜，更多可能是水果。有一个地方政府的缺位问题，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帮助瓜农，你的瓜到底往南京卖好还是往上海卖好。你的瓜怎么运出去，地方政府在我的管辖上面怎么为你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你的瓜能够在短时间内以高质量的形式进入到市场。当我们这个地方的瓜农，他的产品在外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发挥政府的作用，到被封杀的城市去交涉。以后可能随着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中国肯定计划经济不可能走了，我们的农民以后还要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趟水、见风雨、见世面，如果种瓜的话，建议成立一个瓜农协会，以协会的形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今天为止，我为《新京报》写了一篇评论，在山西省某市给了农民协会一个合法执照。他们以协会的名义对外进行市场沟通，进行产品信息的沟通，甚至进行在外面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的维权。我们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好在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民，已经有了很好的环境。但有了很好的环境，我们的农民千万别想着天上掉馅饼，通过自己一年两年的努力，才能够真正享受到政府给他的政策性好处。他们不会主动对你好，或者主动丢掉他们养成的习惯，还是要靠一种博弈。这种博弈是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下，因为环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这个理念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这个公平的环境下有一些障碍。我们对农民的不公平已经形成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像魔鬼一样最后在各行各业，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或者体现在他的行为上。如何改变不是中央下一个文件或者下一个政策就能够改变的，潮汕地方政府的案例就不错。当地老百姓自己有收入，他们的产品卖出去的同时也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很大的好处。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是地方政府的责任，社会更加稳定。社会的和谐除了精神作用之外，还要大量的物质水平作为润滑剂。如果说富人和穷人，城里人和农民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