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 “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