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当“九一八”之夜日军刺耳的枪声划破沉静的夜空后，当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进黑土地时，不甘遭受异族凌辱的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在辽北开原一带的山林里，一支当地各阶层民众组成的抗日义勇军树起了抗日大旗。在家乡的土地上，这群血性男儿用鲜血、用生命书写了抗日救国保家乡的传奇。
时光的流逝不应该冲刷掉这段爱国壮举。从1991年开始，开原市一个普通的农民杨守义倾其所有，建起了家乡的抗日英雄纪念馆，谱写着一段新的爱国传奇。
近日，记者来到杨守义家中，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听他回顾家乡抗日英雄的慷慨悲歌，听他讲述困境中矢志不渝守护历史的爱国情怀。
几十年来，杨守义积累了丰富的义勇军事迹素材。
简陋的纪念馆
6月22日，天气晴朗。开原市八棵树镇下窝棚村道边，记者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杨守义的家———路旁放着一块大木牌，上写“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字样。
杨守义的家比记者想像的还要简陋，没有院墙遮挡，3间低矮的平房和周围邻居的房子对比，显得很破旧。走进堂屋，映入眼帘的是竖在地上支撑房梁的两根细细的椽子。卧室内，除了一台20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一部电话机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物品。
看上去精神不错的主人正在翻看日历：“离抗战胜利纪念日还有些日子呢。”这是他见到记者后的第一句话。但为了纪念抗战，杨守义的努力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
“赶走小日本，我们家乡的栾司令也有功劳。”他所说的“栾司令”，是指70多年前带领一支抗日义勇军活跃在开原、西丰一带的栾法章。从1991年开始，杨守义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农民，为栾法章和他的义勇军建起了“抗日英雄纪念馆”。
纪念馆就在杨家的后院。穿过几垄碧绿的菜畦，记者看到了一溜并不比杨守义所住房子好多少的平房。门前一块写有“开原市林丰乡抗日英雄纪念馆”的红色牌子，锈迹斑斑。和杨守义的住房一样，窗户上钉着塑料布。“但纪念馆不漏雨，陈列的展板浇不着，这些都是我的命根子。”65岁的他说。
屋内，地面潮湿，破裂的青石板墁地。墙上，悬挂着20多块人工绘制的展板。一面复制的红色军旗，上写“抗日救国军第五路军”的字样。
从1991年开始，杨守义，这个生活在辽北山村的农民倾其所有，为几十年前在家乡大地上奋起抗日的义勇军将领建起了纪念馆，为了发掘、宣扬当年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奋起御侮的义勇军的事迹耗尽心血。
10多年来，为了纪念馆，杨守义把能想办法挣到的钱都用上了。但自己家中居住了40年的3间屋子却从未大规模翻修过，电视和电话都是女儿给买的。他告诉记者：“穿的衣服也都靠儿女们给买，我把心血都花到纪念馆上了。”“从来没给孙子、孙女们买过零食，没给过零花钱。我也没有多余的钱给晚辈。”
采访之前，记者听说杨守义有一台机动三轮车，是他宣传家乡抗日英雄的宣传车，也是他维持生计的工具。但在他家四处搜寻却没有看到。“坏了，部件出了毛病，正在修呢。就这还是好心人出钱帮着买的呢。”他说。本来杨守义的日子不至于如此困窘。他的儿女有三个在鞍山工作，两个在本村务农，都已经成家，而且都很孝顺。但是，在建纪念馆这个问题上两代人明显意见不一致。
“日子过得再艰难也要把纪念馆办下去，为了让英雄的事迹世世代代传下去，让那段血写的历史不被忘记。”杨守义道出了苦苦支撑纪念馆的理由。
一个抗日义勇军战士的遗愿
“建纪念馆是为了完成我父亲的遗愿。”杨守义告诉记者。
“九一八”事变后，栾法章振臂一呼，组织了抗日武装———抗日救国军第五路军，与日寇浴血奋战，成为辽北地区一支规模较大的抗日义勇军。杨守义的父亲杨景山当年就是栾法章麾下的一名义勇军战士。
杨守义的父亲杨景山与栾法章同龄，自幼熟识。“栾法章住在新边村栾家街，小时候在大孤家子上高小。我父亲给人当长工，有时候栾法章放学时就送他回家。”
杨守义的家乡开原是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好地方，“九一八”事变后，这里却变成了一片焦土。
1932年5月，从陆军讲武堂毕业的栾法章受在北平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派，回到家乡举起了抗日大旗。素有抗日愿望的白子峰，时任开原伪二区民团副团长，听说栾法章招兵抗日，立即响应，毁家纾难，将家中500多亩田地庄稼分给佃户，毅然决然走上了抗日道路。
在白子峰的感召下，开原东部的大刀会、黄旗会等270多人也参加了第五路军。后来又有金山好等武装力量也追随栾法章抗日。
从成立之日到1933年底，这支活跃在开原、西丰一带的抗日武装力量多次打击日伪统治，成为侵略者的眼中钉。
1933年9月，穷凶极恶的日伪军对开原、西丰、清原等七县的义勇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会剿”。抗日斗争处于空前的艰难境地。栾法章带领的这支队伍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最后被围于西丰城子山，只有40多人突围成功。隐藏在八道岗子的白子峰最后被捕牺牲，栾法章潜入关内。
队伍被打散的杨景山被迫改名杨青山,逃到八棵树镇官粮窑村隐居下来。
自幼时起，杨守义经常听父亲讲述栾法章、白子峰等人的抗日故事。“父亲讲一回，哭一回，特别是讲到义勇军战士被活埋，被狼狗活活咬死，被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时，更是泣不成声。”这些故事在杨守义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记忆。
1962年，杨父弥留之际，拉着儿子的手叮嘱：“好好干，一定要把栾法章、白子峰的故事传下去，把咱家乡的抗日英雄（事迹）告诉后人，叫子子孙孙们别忘了（家乡）出了个抗日英雄。”那年，杨守义22岁。
父亲的遗愿从此成为杨守义心头的一副重担。他发誓要将家乡抗日英雄们的事迹传扬，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千辛万苦的寻访
1991年，51岁的杨守义开始实现那个珍藏多年的心愿。
一切从头开始，对只有小学文化的杨守义来说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除了从小听父亲讲述的模糊的故事外，他手头没有任何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但收集整理英雄事迹的工作必须干下去。和庄稼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杨守义拿起了笔和纸，四处奔波，开始了艰难的寻访。
从1991年起，开原和西丰交界处当年义勇军活动的乡村，出现了一个孤独而又倔强的身影。这些村子里80岁以上的老人成为杨守义重点走访的对象。他抽出一切空闲，骑着自行车来往于栾法章他们当年抗击日寇活动的区域，记录着那段家乡英雄抗日的点点滴滴。
在杨守义的记忆里，最艰难的寻访发生在1991年的4月。春寒料峭中，他凑够了路费，踏上了前往长春的火车。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孟献民———抗战结束后开原一带民主政权的负责人，曾和杨青山多次接触过，主持了白子峰的追悼会。但出发前杨守义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他就知道孟献民后来到长春一家大企业任主要职务，他坚信孟献民会提供给自己一些珍贵的资料和回忆。那个寒冷的早晨，杨守义一出长春火车站，却发现兜里的钱包不翼而飞。无可奈何的他费尽周折，只好到长春市红旗街打工———当筑路零工，同时抽出时间寻找孟献民。
他首先到了第一汽车制造厂，从红旗街干活的地方到一汽坐公共汽车十多站。但杨守义只能走着去，因为他只有和工友一起把那段路筑完，才能拿到工钱。好不容易到了一汽，结果却令他失望：那里有57个孟献民，却没有一个是所要寻找的。
“继续找！”倔强的他上午在工地挣钱，下午继续出去寻找孟献民。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10多天，走访了多家企业的杨守义来到长春市老干部局，终于得到了一个喜忧参半的信息：孟献民在长春一家大型拖拉机企业任党委书记，但已经病故。最后，杨守义终于找到了孟献民的老伴———当年是孟的秘书。她的回忆和父亲当年讲述关于栾法章的事迹基本吻合。
20天后，回到老家的杨守义马不停蹄，继续寻找当年知晓这段历史的老人。在吉林省辽源市博物馆，他找到了一个门卫，当年出生在东丰，听说过栾法章的事迹。在梅河口的山城镇，他找到了96岁的王作山———当年栾法章的旗牌官。老人回忆：当年绿林好汉出身的他，投奔了栾法章。
从1991年到1995年，杨守义奔波于省内的开原、西丰、清原，吉林省的长春、梅河口、辽源等地，仅在外地寻找知情人就达300余人，还找到了四位当年亲自追随栾法章抗日的义勇军战士。
在四年的苦苦追寻中，杨守义绝大多数时间是骑着自行车行走在辽吉两省交界的山区里。“”他回忆，最远骑自行车离家130多公里。
四年间，除了农忙时节，杨守义基本上行走在寻访这段历史的路上。为了让这段历史的脉络尽量清晰，“为了将这段历史许多拐弯抹角的地方补全”，“我歇不着，也不能歇，每天都出门，能走多远走多远。”杨守义说。
被还原的历史
在杨守义建的纪念馆展板上，有一段醒目的前言：“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知有多少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的独立解放，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家乡在抗日时期就出现了很多革命先烈：栾法章、白子峰、白朴林、白朴珍等。那时，从官粮窖村至栾家街各村的男女老少都是抗日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在栾司令的带领下，组成了抗日救国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提起栾法章这位抗日英雄，他的报国之心，他的民族气节，他的‘还我河山，还我中华，抗日到底’的豪言壮语，感动了清河两岸。他的抗日斗志威震日寇，他的抗日业绩传遍了辽宁大地，他的名字渐渐铭刻在人民的心中。我们要缅怀栾法章的抗日业绩，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这段文字出自杨守义之手，和记载抗日义勇军的文字和图片一起，展示当年栾法章等人保家卫国的抗日史实。
“栾法章抗日救国、打击日寇的事迹，值得纪念。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段历史是模糊不清，甚至被误解的。”杨守义告诉记者，当年队伍被打散后，栾法章回到关内，后来任国民党第28军副军长。1949年1月，率部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同年2月改编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2军独立35师师长，后来该部建制撤销，栾法章回到北京。1951年8月，因“历史问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1985年2月，经复查，栾系国民党起义将领，追究其“历史问题”判处死刑是错误的，属于冤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予以昭雪平反。
“栾法章屈死时的历史罪名，很长时间以来成为我搜集这支义勇军资料的障碍。后来，我多次联系有关部门，终于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回信，证明栾法章是抗日将领。同时还寄来了他们提供的关于栾法章的材料。”在此之前，当地人认为栾法章是“胡子”，那段抗日的历史被称之为“闹栾法章”。随着杨守义开始艰难寻访一些健在的当事人和知道这段历史的当地老人，这段一度被误读的历史变得清晰完整起来。
几番迁移矢志不移
整整奔波4年后，1995年，杨守义的抗日纪念馆开始建了。这年的4月，他拿着厚厚的一摞材料，出钱找当地文化馆的人帮忙画图、写说明、制作展板。
随后，他找到当地政府，商量好在镇政府的老干部活动室布展。谁知后来突生变故，把纪念馆设在镇政府的计划落空。杨守义经历了第一次挫折。
自力更生，买木材，拉砖头，捡石头，花光手头所有的钱，两间简陋的小平房出现在杨守义家的后院（后来几经周折，扩成六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抗日英雄纪念馆免费开放了。
纪念馆开了几年后，杨守义觉得地点太偏僻，参观的人少，影响力小，决定寻找新址。他选择了处于交通要道的清河区杨木林子乡北大沟桥头。但此时的杨守义已倾其所有，没有资金支持。没办法，在一年时间内，杨守义先后三次瞒着家里人卖血，所得的1200元用于建新馆。家里的毛驴车卖了900多元，种的12亩地租出去了一半。2003年9月，杨守义一块砖一块砖、一锹泥一锹泥开始砌墙。他的行动感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大家纷纷赶来帮忙，和泥、递砖、上瓦，直到建成。
但谁知这一次杨守义的计划又落空了。他说：“本来计划（2003年）9月18日正式开馆，但就在9月16日，有关部门通知我迁移纪念馆，理由是‘违法用地’。”之后，杨守义把纪念馆迁到下窝棚小学。不久又把这些展板和资料运回家中。
“这些年我为了办这个纪念馆，想尽了办法。我曾计划与人合建一个灵芝酒厂，好不容易从私人手里借了5800元，却没想到被人骗了。家里人一开始觉得我是瞎折腾，村里人认为我是不务正业，说‘都死去的人了你还为他们诌什么’。最主要的是总有人捣乱，不让我的纪念馆办下去。但为了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我坚持住了。”杨守义说。
熟知义勇军的“土专家”
从1991年开始，杨守义成为掌握当地义勇军材料的“土专家”。在纪念馆，他是义务的解说员。走出家门，他又成为当地学校的编外老师。一些学校总是请他去给学生宣讲家乡那段抗日的历史。每次讲课时，他都认真对待，整理文字材料，收集图片，一丝不苟。每当看到学生们被那段历史感动得潸然泪下，他心中就感到特别高兴，觉得辛苦没有白费。
这些年，有许多外地人知道了杨守义和他的抗日纪念馆，都慕名来参观。一位叫任长福的参观者参观后写了几句话和一首诗：“国不可欺，民不可辱，历史不能忘”，“一代豪杰举义旗，专打鬼子志不移……救国精神人人爱，祖国江山万代长。”
更让杨守义欣慰的是，他收集整理的这些资料，为一些研究抗战的学者提供了帮助，“这几年，省政协、市政协的人、辽宁大学的老师也来过，当他们需要什么资料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复印。这是好事。”
杨守义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后，许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记者，2003年他计划在北大沟桥头建纪念馆时，当地退休干部李云林帮他想办法，找有关部门。清河区交通部门的同志说：“我们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老人出资教育后人，现在小孩就缺这种历史英雄教育的地方。”为了让杨守义更方便宣传这段历史，铁岭市人大和清河区人大两位同志拿出700元，帮他购买了三轮车。
在寻访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杨守义遇到了一些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好心人。
1991年4月，在长春丢失钱包的他饿了好几天，无处可去的他最后遇到了一位叫李桂珍的好心大娘，把他带到家中吃了几顿饭，并帮他想办法寻找孟献民。当他找到清河区杨木林子乡北大沟敬老院的张庆芳（栾法章当年的马童）求证部分历史史实时，当时已经80多岁的老人激动地说：“太好了，我一定把我能记起来的都告诉你。”
为了实实在在的历史
记者：你建这个纪念馆是为了什么？仅仅是因为你父亲临终的嘱托吗？
杨守义：是的，是为了父亲（杨景山）的遗愿。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还是亲历过抗日的义勇军战士。把家乡这段曾经的抗战历史发掘整理出来，是为了抗日英雄，更是为了现在。现在生活好了，可不能忘了伤疤，忘了过去的痛处。
记者：这些年你得到社会的帮助特别有限，你没有寻求过帮助吗？最起码可以找找栾法章、白子峰的亲戚和后代。
杨：没有找他们帮过忙，没必要。但这段历史必须还原。我建立纪念馆后，到学校宣传，有人竟问“白子峰是谁？”这反而坚定了我把这件事继续下去的决心。历史是实实在在的，书本上出现的抗日英雄我们家乡也有，但一定要让大家记住。
记者：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你是不是在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你后悔么？
杨：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不是某个人的事，但总需要有人来做。可能有困难，但我最起码把这段历史基本搞清了。只是觉得动手晚了几年，要是早几年动手收集的资料会更全一些。
记者：回过头看你这些年的努力，你满意么？
杨：还可以。希望以后有了条件，把纪念馆再扩大一些，再收集一些义勇军的实物。还计划建一所以英雄命名的学校。
记者：建学校需要不少资金，可以你的经济状况这根本不可能。而且我听说以前有人想赞助你，被你拒绝了……
杨：以前曾有企业家找过我，表示要出钱买下纪念馆，用于经营，我因此担心“有人利用英雄赚钱”。现在我想，只要能找到资金，建学校纪念英雄，也是教育后人不忘记家乡的抗日历史。因历史能育后人，为祖国出栋梁。 文/本报记者侯永锋摄/本报记者杨靖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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