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提出全面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优尼科公司），每股出价67美元。此要约价相当于优尼科公司股本总价值185亿美元。

　　优尼科公司宣布，愿意随时与中海油就并购之事展开谈判。

　　同时，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表示，如果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成功，美国政府将从国家安全考虑对此收购案进行审查。

　　中海油与雪佛龙争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优尼科公司）的交易已经成为这几天国际商业界谈论的热门话题。这笔交易如果成功，很可能成为迄今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史上金额最大的交易，但从经济成本和政治性风险两个方面衡量，这又是一笔令人担忧的交易。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成本和政治性风险加大

　　中国企业正雄心勃勃准备开发海外资源，根据《2003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截至2003年，在政府登记备案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投向采矿业的有59亿美元，占总量的18％；其中2003年一年就有13．8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官方统计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48．4％。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36．2亿美元，其中流向采矿业的就有19．1亿美元，占52．8％。

　　在以初级产品开发为导向的跨国经营活动中，跨国投资企业的成本和政治性风险有多大，取决于东道国企业和政府的谈判地位，而东道国企业／政府的谈判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该种初级产品行情。该种初级产品行情低落时，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相对虚弱，饥不择食之余，往往不惜从股权转让价格、税收、持股比例等方面制定多项优惠条款吸引外来投资者参与；该种初级产品行情高涨之时，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增强，奇货可居，出于增加收入、保护环境、改善劳工条件等目的，加之此时东道国朝野反对“廉价出卖国家资源”的思潮抬头，东道国企业会为股权转让索取更高的价格，东道国政府也往往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修订与外商的经营合同条款，直至制定对外商更加严厉的新法律法规。

　　对于正雄心勃勃开发海外资源的中国企业而言，他们的跨国经营事业大规模起步之初，恰恰正值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上升周期。从2001年末、2002年初开始，国际商品价格步入新的上升周期，2002—2003年，非燃料商品价格分别上涨0．6％和7．1％；2004年全球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更为显著，石油价格更是一马当先。2004年末，原油价格一度逼近60美元／桶，全年平均价格为36美元／桶，平了1980年创造的历史最高纪录。除以当年世界货物出口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2004年原油实际平均价格为30美元／桶，相当于1995年的两倍，是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近几天，美国能源部关于美国国内汽油需求同比增长3％的统计和世界第八大原油出口国尼日利亚的恐怖活动又给石油炒家们创造了抬高油价的良好题材。5月17日纽约、伦敦市场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双双攀上历史高位，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7月合约收盘价达到每桶58．47美元，是石油期货自1983年开始交易以来交割月合约的最高收盘，盘中一度达到58．60美元；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8月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收盘价达到每桶57．76美元。油价上涨流风所至，甚至高硫原油也搭上了顺风车，6月16日，作为高硫原油代表的迪拜原油现货价格达每桶50．67美元，比今年1月份的平均价格（37．97美元）上涨33．45％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石油企业股权转让价格高涨，海外石油开发的政治性风险也明显上升，突出表现为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上升：

　　在尼日利亚，立法机构正在讨论关于外国石油公司开采近海油田的条款。与以前的条款相比，外国石油公司的收益比例将大幅度降低。

　　在俄罗斯，普京总统发起了旨在强化国家控制战略性资源的运动，不仅以铁腕重组了其石油天然气部门，而且公开声明将出台新法律限制外国公司在该领域的持股比例。

　　动作最大的产油国当数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欧佩克资深成员委内瑞拉。近一年多以来，委内瑞拉政府已经数次修改该国石油工业管制规则，外资政策从所得税率、外资石油公司参股模式等方面全面趋向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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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中国企业泛政治化倾向突出

　　中海油摆出志在必得的姿态与雪佛龙争购优尼科公司，其经济成本之高大家有目共睹，其政治性风险更不容忽视，因为美国不仅传统上相当重视对外资的政治安全审查，而且某些政治势力将中国视为惟一潜在战略对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个外资政策最自由的国家，由于泛政治化倾向突出，可能却是发达国家中政治风险最高的国家。

　　从1990年到过去不久的联想－ＩＢＭ交易，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行动已经数次因为政治原因而历尽艰辛：

　　1990年2月，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援引《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勒令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限期退出收购美国ＭＳＭＣＯ航空公司；

　　2003年，美国环球电讯公司经营困难宣布破产，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新加坡ＳＴＴ通过拍卖共同获得重组后新公司的65％股权。但这笔交易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内遭到国防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极力反对，理由是美国政府也在使用环球电讯公司拥有的9．9万英里光纤电缆，而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与中国政府有关，这项交易可能使中国政府控制美国政府使用的通讯设施，从而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新加坡公司的并购则不构成这种威胁。在委员会决定就此进行调查后，香港和记黄埔公司被迫撤回收购破产的美国环球电讯的申请，环球电讯最终落入新加坡科技电信媒体公司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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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客伸手之长，甚至对中国企业在别国的投资也要骚扰一番。前几年和黄公司取得巴拿马运河区两港口的经营权，就被一些美国议员说成中国军事卷入美国后院。当初中石油为海外上市而到纽约向基金经理们路演时，美国一些政治势力便致函各大投资基金，以中石油在“邪恶国家”苏丹开发石油为由要求基金经理们抵制中石油，并在美国国会提出了正式的议案，最后结果是美国政府向中石油、中石化上市公司约法三章，上市公司不得涉足美国指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尤其是中东主要产油国。去年年初中石化集团参与竞标伊朗油田时，也受到了美国的阻挠。这次，共和党议员理查德·庞勃和邓肯·亨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当初曾写信阻挠联想收购ＩＢＭ个人电脑部门）已经致信布什总统，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的计划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其信中明确说：“美国日益需要将满足能源需求列入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范围。当事涉中国时情况尤其如此。”

　　中国企业通过适当安排和时机选择降低风险

　　笔者并不是一概反对海外资源开发项目。毕竟，在长期内，我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总体上将趋向上升，我们需要扩大开发海外资源的规模。只不过笔者认为需要通过适当的安排和时机选择降低成本和政治性风险。

　　在时机选择方面，当前国际市场油价高涨之时，我国参与海外石油天然气开发项目步伐不宜太大，也不宜过分高调；国际市场油价低迷之时才是我们大举参与的好时机。毕竟，在长期内，相对于制成品，任何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都将趋向恶化，高油价在替代能源、替代油气来源等的竞争下不可能长期维持，而且从商品价格运动周期的规律看，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升周期可能在近两年内发生逆转。2002年1月18日，在国际市场油价位于20美元／桶的低水平时，中海油以近50亿美元收购西班牙瑞普索石油公司在印尼的全部油气资源权益，仅用两年时间就收回60％以上的净投资，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作为一项长期的资源供给战略，我们在短期内要做的主要是考察、勘探等前期工作，真正的决策和谈判过程可以放到世界商品价格回落的时候进行。

　　在降低政治性风险方面，以应对资源开发行业最大的政治性风险——征收风险为例，我们就可以从参与形式、参与环节和参与时机等3个方面着手安排，降低政治性风险的概率。

　　当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战略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开发项目时，首先要确定参与形式，面临股权安排和非股权安排两种策略的选择，后者如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通过参与开采从项目产出中提成；在股权安排中，又有直接投资和迂回投资（即通过自己持股的第三国公司到东道国投资）之分，股权比例也有全资、合资两种。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政治性风险的发生概率，一般说来，在法制相对完备、社会安定、与我国无重大政治冲突的发达国家可以选择股权安排，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利。法制越完备、与我国政治冲突越少，就越应该采取直接投资形式，只要企业财力足以支持，股权比例也越高越好。相反，在法制不完备、社会不安定或与我国存在潜在重大政治冲突的国家，我国企业应优先选择非股权安排。东道国法制越不完备、社会越不安定、与我国潜在政治摩擦越多，我国企业越应当采取非股权安排或迂回投资方式，持股比例也越低越好。

　　其次是选择参与环节。任何一个行业的经营都包括多个环节，投入各个环节的资产构成各不相同，不同资产的流动性相差很大，而规避风险的要旨就是提高资产流动性。不可再生资源经营全程包括勘探、设计、开采、提炼、运输、销售等环节，各个环节的资产结构及其流动性特点如下：

　　1．开采环节。绝大部分资产是无流动性的资源本身，其次是开采设备等固定资产，流动性同样相当低下。

　　2．勘探、设计、销售环节。主要资产是货币、无形资产（品牌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和技术，其中品牌和销售渠道无法征用，基本上没有政治性风险；货币资产流动性高；技术资产主要体现为技术人员（多数是母国本国人）和技术资料，面临的政治性风险较低，对于东道国而言流动性很高。

　　3．运输环节。如果是管道运输，无流动性的固定资产比例较高，但运输终端的国际市场销售网络政治性风险很低或没有。如果是海运，船舶本身是可以移动的资产，政治性风险较低。

　　4．提炼环节。设备等固定资产较高，雇佣当地员工较多，政治性风险概率较高。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降低政治性风险，其他条件相同，我国企业应当优先掌握勘探、设计等“上游”环节，以及运输、销售等“下游”环节，提炼环节尽可能安排在国内或政治性风险较高的其他国家，开采环节少用股权式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