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在出差的旅途上，连续阅读了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中国的挑战》以及6月27日《时代》周刊《中国的新革命》两份特别报道。报道内容各有优长，已有不少媒体介绍。倒是两份报道所隐约表现出的观察中国的视角，也许值得我们升发扩展，加以讨论。

　　大概有些以偏概全，笔者读完两份报道后的印象是，《中国的挑战》“由外看内”、以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的成分更多些，《中国的新革命》的视角则相对更加“本土化”也许在不经意间贴近了中国的脉动。

　　《挑战》凸显了今日中国落差巨大的两部分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巨大张力：大城市中的“雅皮”与“新贵”们，生活无着、权益被侵犯的“流民”们。《革命》虽然也有这些对比，但给人印象最深刻却是广东的打工妹、维护自己权益的农民、改变着中国也被中国改变的沃尔玛管理人员、年轻而有梦想的电影导演、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在阅读中，我们能感觉出，作者在努力从这些具体的个案中理解中国的变迁。

　　《挑战》的报道，也都来源于中国的现实。不过笔者的疑问是，这些现实是否反映了中国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显然，真实不等于本质。

　　观察他者时，我们总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寻找对方身上一些与我们类似或迥异的特征或符号，有意或者无意地放大，然后以此作为我们是朋友或敌人的论据。美国人观察中国的发展，难免落此俗套———星巴克、沃尔玛、麦当劳和摩托罗拉的成功，成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标志；农村基层选举的发展，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亮点；一些带有西方“符号”性特征的年轻人，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希望。

　　《挑战》中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资本家的天堂：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似曾相识》。其实不光是美国人用美国的眼镜在看中国，中国自己也有很多人在用美国的眼睛看中国。这并不奇怪，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历史，就贯穿着向西方学习这条主线。除了西方的眼镜，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其他的眼镜来观察世界了。然而，近几年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高低两端，中国都在发生一场“革命”。

　　在“高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觉到，中国二十多年独特的发展经验也许已经表明中国具有一种巨大的“独特性”。西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市场经济最终将导致自由选举，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贫富悬殊一定导致社会不稳定等等），是否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这些理论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路线图”么？虽然现在这些问题还没什么定论，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观察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并且开始在学理上寻找中国那副失落的“眼镜”。

　　在“低端”，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整个动员起来，追求一种现实的、世俗的幸福。这种动员一旦实现，就很难让其停止。从外向内看中国城市中的外来务工者，看到的是很多人承受的苦难与不义，看到的是社会内部的张力（这种观察就现象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内部看，在承受这些苦难与不义的同时，千千万万中国农村人口仍然义无反顾地、“痛并快乐着”地被卷入现代化进程，“农业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这高低两端的变迁是无痛苦的、无风险的。只是这是另外一种痛苦和风险。也许，我们还没有看清楚远方是什么，路上有什么。但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中国变化的关键，不是北京后海或者上海衡山路光影迷离中的红男绿女。即使在解放前的旧上海，我们不是也一样有完全“与国际接轨”的时尚与精英吗？要判断中国发展的前景，不是看中国是不是具有越来越多西方熟悉的符号。中国的崛起之所以全球瞩目，其实并不仅仅是在于数量上中国的经济或军事发展，而更在于质量上一种中国特殊性的再发现。

　　说到底还是一句老话，观察事物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抓住事物的本质。观察中国崛起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