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薛暮桥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在父亲101岁的一生中，最后20多年是他最辉煌的。”薛小和说，虽然新中国后，薛暮桥已经成为部级官员，但是有很多的话只能憋在肚里。

　　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小和介绍，因为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物价改革是薛暮桥极力推动的制度改革———在当时，有关部门对物价调整的顾虑极大，担心导致物价水平猛涨，引发群众不满。

　　“有一天，街道通知我们去开会，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研究大米涨价的事。”薛暮桥的二女儿、原国家计委干部薛小沂回忆，“一斤大米从一毛八涨到一毛八分四，不知道开了多少会，最后不了了之。”

　　与此相仿：一盒火柴由2分钱涨到3分，研究了很多年没有结果。

　　薛小沂说，改革的症结是：计划思想作怪，政府总想把什么事都揽下来；改革触及部门利益：生产环节希望涨价，而流通环节则反对。

　　薛暮桥把目光盯在化纤制品和棉制品的价格上：当时，化纤制品价昂，积压较多，而棉制品则供应紧张。他大胆地提出了经过再三考虑的主张；取消布票，化纤品价格降下来，棉制品涨价。他认为这样的调价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风险问题。

　　最终，国务院批准了薛暮桥的建议。调价很顺利，既解决了棉布的供应紧张，又使化纤布得以放手生产。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

　　1990年，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保守思想回潮，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们认为，苏东剧变是由改革开放引起的。

　　这一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苏东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不够的。

　　薛暮桥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

　　这一年，薛暮桥86岁。回到家中，他对自己的发言并不满意：岁数大，思维没有原来敏捷，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说清楚，内心很不平静。7月15日，薛在烟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封信，书面陈述意见。

　　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1999年仲夏，薛暮桥患“帕金森”症住院治疗，整整六年之后，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这位老人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