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好官的标准是什么。显然，在好官的众多评判标准中，“为民”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那么，余斌受贿的出发点到底是不是“为民”呢？如果说是，那么也就意味着，余斌在受贿之初便早有将受贿款扶贫济困的打算，已经花费的15万可以算是“明证”，而未能花费的7万元左右，也可以解释为“还没来得及支出”。事实真是这样吗？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质疑。

　　就算是“为民受贿”，用犯法的手段完成父母官的职责，难道就可取吗？余斌在纪委工作过，并且以“铁腕”留名，难道连受贿是犯法都不知道？这是为了民众利益赴汤蹈火牺牲个人利益呢，还是备下了“后路”所以良心安康有恃无恐？“为民”的方式太多，克尽职守廉洁奉公便是一种，老百姓不需要官员通过受贿的方式来为自己“服务”。

　　与受贿相对的是行贿，行贿者不是慈善投资者———以行贿的方式投资给慈善家来行善，他之所以行贿，显然是要从官者这里获取利益。余斌受贿的款项也许可以说“不要白不要”，但是能确保“要了也白要”吗？这难道也是“为民”？

　　我不愿意将余斌想象成一个善于表演的骗子，但是余斌之所以能博取公众广泛的同情甚至好感，却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公众对受贿者表示了极大的宽容，甚至不惜奉上“好官”的花翎，法律的至高地位让位于济困的事实情感，这说明什么？一方面说明好官太少，以至于有违法瑕疵也不被反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众对法律公正的不信任———太多的贪官没被惩罚或仅被轻罚，一个不算太坏的官员却被处罚了。

　　虽然余斌被处罚的缘起可能不是公众想象的那样：得罪了人，但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在现实官场上却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这一点，也让公众对余斌产生了很大的同情。只是希望，不要有哪个长袖善舞于“官系学”的大贪官，利用这一点公众的同情心理，打着扶贫济困的幌子大肆贪污受贿，欺骗了公众坑害了国家。

　　(舒圣祥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