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报国的实践

　　那些留在国外的“保钓”精英们如今安在？

　　除去早期回国的少数留学生外，大部分“保钓”精英最终还是留在了美国，这中间又有一部分应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契机，入联合国工作，放弃学业而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更多的人则重回书斋，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环境，矢志专业，终有所成。

　　丘成桐说，“七十年代，我回国访问，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变化，让我深切地知道中国的需要，我朋友回国再出国的遭遇也提醒我，当时什么样的途径是报国的最好方式。”

　　他继续留在美国深造，“保钓”运动结束11年后，他摘取了世界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28岁时，已成为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这十年丘成桐频繁来往与美国与中国之间，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发展尽心尽力，发起成立了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虽然“保钓”岁月已经不再提起，但他对本报记者坦陈，“那场运动影响了我，确立了实务报国的想法。”

　　1971年，杨振宁访问大陆成功后，又多次回国进行学术访问，每次回来他几乎都要到清华园去看看，因为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1977年，杨振宁与何炳棣一起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在团结在美华侨爱国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华人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是为协会成绩的顶峰。

　　2001年，杨振宁和夫人约定回国定居。但是由于夫人的身体不好，归期被一再推迟。一直到2003年夫人离开了人世，在国外生活了59年的杨振宁才得以真正叶落归根。

　　吴家玮教授亦如是，1983年他成为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期间推动了中国最早一批学者赴美访问研究的项目，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又义务做中国代表团的随行顾问，帮着处理对外事务。1980年代末香港科技大学初创，他抱着报国的热情毫不犹豫地回到香港，并延聘了大批“保钓”健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香港科技大学复活了他们的报国热情和赤子之心。”

　　显然，对于吴家玮及其同事们来说，当年在“保钓”运动中焕发的民族认同热情，已经成为后来他们将一起开创一所大学的巨大动力。

　　1973年，沈君山辞去在美国普渡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到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人生的路向就此改变。

　　假如没有1970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没有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些思想变换，沈君山这位四十出头，在美国无论是家庭、事业都已经安营扎寨的天体物理学家，或许不会离开已经生活了16年的美国。

　　从美国“连根拔起”，对沈君山的改变如此之大，只身返台后，他的妻女都留在美国，不几年妻子则改嫁他人。1989 年他才再次结婚、重组家庭。

　　“我是在钓运的后期才正式参与的。那时候，杨振宁、王浩、何柄棣等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在美国大多已经功成名就，杨先生更是诺奖得主。他们在情感上倾向认同中国(大陆)，杨先生生在大陆，很有爱国感情，乡土感情很重，这也是他当时‘中国最好’心理优先的原因。”

　　沈先生坦陈，“在‘保钓’中，我并不是一个核心，而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