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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奉献者
“钓运真正深刻的影响发生在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身上。”昔日的“保钓”健将夏沛然如是总结。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的他,1972年放弃所学,加入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工作,视为“报国之途”,直至年老退休。
高原,1971年初“跳入”运动,而后几经折腾,至1990年10月学业方告一段落。其间孩子上大学一文莫助,妻子于1981年患脑膜炎症几乎失去生命。他长期以送报、作清洁工等勉强度日,口袋里稍有几两银,又得应付“革命” 急需,然而却不曾为此有过一点后悔,数十年后,他在纪念文章中依然写道,“每西望故园神州,感情常不能自已!”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他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这场运动,像一阵狂潮把我整个卷进去了,幸好联合国环境保护总署成立,给了我一个机遇,还算未曾虚度此生。 ”1972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李我焱响应祖国号召,放弃了核物理的博士专业,进入联合国工作。
当时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选择的还有八十多人,大多放弃学业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1970年代末,联合国环境总署成立,李我焱申请调入,远赴非洲肯尼亚,一直工作19年,一度作到助理署长的位置。
现任德州第一银行执行副总裁的刘虚心女士,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赤色分子,无法回台,单亲家庭里相依为命的父女生生被隔绝了十余年,1980年初父亲去世时,刘虚心亦未能披麻戴孝,亲自送终。
她和丈夫陈赞煌相识于“保钓”运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结为伴侣,三十年了,激情依旧,“保钓”几乎成了夫妻二人各自事业之外的第二份事业,散尽钱财,耗尽心力。
而因为参与“保钓”运动,58岁的林孝信在三十五年前被迫放弃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领域。
因为拒绝了台湾当局要求其为“保钓”减温的要求,林孝信的护照被台湾当局没收,失去身份,在美国非法居留近三十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他不能打工,一打工就会被强制驱逐,只好到处靠同学朋友接济,在几乎走投无路的境遇下,遁入芝大图书馆,在浩瀚的书海中解答他生命的大惑──政治。
如今,林孝信为“保钓”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奔走。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进行社区普及教育,培养真正是市民社会。 1990年代末至今,他一如既往地在台湾的城市角落实践着。
但他的许多朋友至今都在为林孝信惋惜,“因为‘保钓’,中国少了一位原可以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
依然要提刘大任,这位矢志文学,一心想着学成回台创办文学刊物的当年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因为参与“保钓” ,回台无望,197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从事繁冗的事务翻译工作,手中的创作之笔停滞了十余年。
1976年,联合国工作调整,刘大任申请调离纽约,奔赴非洲,“只为了净化心情,寻回旧日的文学梦想”。
还有一些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台湾,隐于渔民桑梓,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寒暑经年。事隔多年,本报记者已无法一一查寻。
刘佩琼教授坦言“保钓”运动的反思。他说,经历了“保钓”运动的起起伏伏后,我学会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宽容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再会过喜过悲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没有偏激和不屑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在时代的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浪尖,那么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无不具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夏沛然说。(黄惊涛对此文亦有贡献)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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