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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杨振宁、丘成桐、何炳棣、田长霖、吴家玮、林孝信……这些名字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着教授、院士、科学家、实业家、作家等耀眼的头衔，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华人精英。
但很少有人知道，35年前，他们曾经共同参与了一次保卫钓鱼岛的运动，并被这场运动所改变
□本报记者 朱红军
7月13日，何炳棣近乎嘶哑的声音通过越洋电话传来——“不会忘记，怎么会忘记？”因为听力渐失，他的声音如同呐喊。
88岁的何炳棣是当今史学界的泰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迄今惟一的华裔会长。在这个7月的美国南加州寓所里，他常常为思绪回到35年前的“保钓”运动而彻夜不眠。
7月的中国媒体，纷纷在转载一条消息：7月5日，一份公开谴责李登辉关于“钓鱼岛属于日本”媚日言论的声明，由200多名“老保钓人士”联合签名，其中以杨振宁先生为代表。
经记者查证，这条“新闻”原来是2002年的一条旧闻。之所以在今年突然又浮出水面，也许与中日关系目前的形势有关。
不过，声明中对于“老保钓”的提及，却让一场发生于35年前的海外“保钓”运动重入公众视野。
一次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给参与者们留下了什么？在35年过去后，他们的命运有几多变迁？《南方周末》记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在北京，追寻那段不同寻常的岁月。
而几天后的8月9日来自台湾、香港、美国和北京的30余位老“保钓”将齐聚西藏拉萨包括林孝信、刘虚心、林盛中、张信刚等人除了叙旧之外他们还将对两岸关系及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讨论。
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是一段参与者们极为珍视的历史。
在香港，著名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不顾刚从美国长途而来的劳累，在演讲的间隙，为本报记者腾出了近一小时的采访时间，他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丘成桐是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惟一的华裔获奖者，这是近30年来他对国内媒体首度公开自己的那段历程。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远在新疆出差时就敲定了一周后的采访日程，他的秘书对本报记者说，“从来没见校长对一个采访如此重视！”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至今珍藏着一叠名为《水牛》的“保钓”运动杂志，留学归国的20余年里，他几易居所，但杂志一直保留。
而他们追忆的那段历史，都要从一本名为《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开始。
1970年底，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本小册子传到了伯克利的校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以来都是美国自由传统相对盛行的校园，且港台留学生相对较多，这里后来成为“保钓”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这本小册子重点提到了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
之前一年，美日联合公报决定：将琉球于1972年5月15日“归还”日本，其中包含了历来属于台湾的钓鱼岛。
几乎与《钓鱼岛须知》四处传播的同时，1970年底，又出现了“冲绳县警察局将钓鱼岛上青天白日旗拔下撕毁，并将台湾渔船驱逐”的事件。
这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家国观念和民族底线。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拍案而起率先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以下称“保钓”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 ”。
当时没有网络，甚至电话也不普遍，《钓鱼岛须知》小册子依靠林孝信和他创办的《科学月刊》网络得以迅速传播。当时的林孝信在芝加哥大学读物理专业博士。在他的努力下，1970年，凡有50个留学生的地方，就有《科学月刊》的联络员。
以不可想象的传播速度，短短两个月间，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
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张信刚彼时正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做助理教授，“偏居一隅”，在一次偶然的会谈中获悉 “保钓”运动的信息。第二天，学校里已经贴出了保卫钓鱼岛的海报，几天后“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保钓’委员会”已经成立。
那一年，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丘成桐才22岁，在恩师陈省身的指导下，博士论文接近完成，后来奠定其在数学界地位的卡拉比猜想也才刚刚接触。
当时的美国校园正沉浸在反越战运动的持续激情之中。老师陈省身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一切以学业为重。
但当“保钓”运动的浪潮裹胁而来时，年轻的丘成桐并没有遵从师命。当时的运动骨干、作家刘大任依然记得，在筹备酝酿“保钓”游行期间，总有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不辞辛劳，逢事必到，搬凳子，发传单。他不曾料到，仅仅十余年后，这位青年居然摘取了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34年后丘成桐先生坦陈这段经历，对本报记者说，“当时我并不是领袖，却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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