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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结束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 本报记者朱红军
回到中国效力
“保钓”运动渐入低谷后，海外留学生们渐渐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才是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根本保障。而许多 “保钓”学生纷纷转向于促进两岸统一的运动中去。
新中国成为他们在对台湾当局极度失望后所有理想的寄托之地。这期间，包括杨振宁、何炳棣在内的旅美著名学者的竞相访华，带回来的都是一个崭新的正在崛起中的祖国的形象。
虽然其时的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尚未平息，经济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但“保钓”学子们还是朝着圣地涌去，形成解放后新中国第一拨留美台湾学生回国潮。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盛中是“保钓”运动后最早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之一。他个人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71 年9月21日，因为参与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游行示威，并被安排高举招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最后感叹号正好在他手中。等及第二天新闻报道出来，林盛中惊讶地发现，自己和感叹号的照片成为众多媒体的压题照片。没过几天，他台湾的父亲写信来，几乎老泪纵横地劝自己的儿子，不要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1972年，林盛中率先回到祖国。最初生活的艰辛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回国时穿了一双皮鞋回来，到1976年结婚时再穿，四年里，一直没有鞋油可擦。作为留学生，当时唯一的照顾是每月的32斤半口粮可以不用粗细搭配，以至于孩子出生时，妻子连一只滋养身体的母鸡都吃不到。最难以接受的是，专业的特长无从发挥，林盛中说，当时国内提及地质就是挖矿之义，所里的高温高压设备没有，实验无法进行，他只能帮着编撰矿物大词典，重复简单的文献工作。
而1979年回国的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研究员杨思泽教授则说，生活上的艰辛还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来自于对于国内当时学术环境的不熟悉，学派的团体利益常常令其无所适从。
“七十年代，回国服务的留学生还是比较少，十个人左右吧，主要是因为祖国还未完全敞开怀抱，提倡寓才于外。” 林盛中说。
1978年，林盛中等到了又一个同路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廖秋忠回国，成为中国社科院第一个语言学博士，廖博士为此不惜与国外的妻子离婚，只身带着年幼孩子。孩子在美国喝惯了果汁，而当时国内物资贫乏，只能喝白开水。
回国的二十余年也是与台湾父母两岸隔绝的二十余年，其间父母备受当时台湾当局打压，一直到廖秋忠去世，也未能见上父母最后一面。
1978年后，廖秋忠与吕叔湘先生一起培养“文革”后招收的研究生，在中国开创了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研究。为了节省时间从事专业研究，他甚至连理发等待的时间都不愿意花，一直由妻子给他理发。
他是美国语言学会会员，但是他从不往美国语言学杂志投稿，他想的只是怎样做使中国的语言学赶上世界语言学的步伐最有效。因为无所依傍，正研究员的职称资格一再延后，甚至他的学生都早于他拿到。
一直到逝世，家里连个电话都没装上。他说：“为了电话汽车，我就不回国了，在美国这些我都有。”
1980年始，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祖国对于海外学子的呼唤日益炽热。当年，与李椿萱一起先后回国的有100多人，苏纪兰也在其列。他们与张信刚同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或读书，均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在“保钓”运动之后，都将人生的规划寄托在回国报效的身上。
如今，李椿萱，将流体力学用于航天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纪兰，将其用于海洋研究，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张信刚，则将专业用于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成为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
回馈母邦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2年张信刚随“保钓”访问团回祖国大陆访问，在逗留中国期间，他已经在为回国做准备，但遗憾的是国内还没开展类似研究。
无奈之下，转赴加拿大工作，但报效祖国的理想一直没有熄灭。文革结束后，1978年，张信刚又举家回祖国考察，在北京、西安、上海、成都等地打听后，被告知，所学专业依然在国内没有。
一腔热情在持续了燃烧了六年之后，张校长终于决定放弃。时光荏苒20年后，当他以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身份重回祖国时，始得一圆梦想，而此时已是两鬓染白。
专业的特长无处发挥，归国的“保钓”学生只能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两岸关系的沟通交流上尽一份微薄之力，“ 也算是实现另一种人生价值。”
“1972年，我和两位旅美同胞，向周总理建言，希望在全国人大设立台湾省观察团，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还不敢提代表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1973年中共十大上，第一次有中共台湾省代表团，并且中央委员中居然有了两个台湾籍人士，1975年，人大终于设立台湾代表团，第一批13人沿用至今。”林盛中一度是全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杨思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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