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富安里5号的几十户居民最近告诉记者困扰他们多年的一个心病：此处过去曾是侵华日军的一个慰安所，对于这个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地方，住在这里真不知该如何保护它。昨日，“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在宁闭幕，在此次研讨会上，如何保护类似于富安里5号这样的抗战历史遗址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一个话题。

　　困惑：我们在慰安所里该怎么生活？

　　前天下午，记者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叫李兴家的人称自己是南京富安里5号的住户，他们那里在日军侵华期间曾经被做过慰安所，最近在家里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个当时的用具。记者接到电话后，赶忙前去了解情况。

　　在李兴家和哥哥李兴国家中，他们拿出了一个证书，上面写着：

　　李兴国先生：

　　您于2005年6月5日捐赠的日军慰安所内榻榻米桌（文物作品）壹件，已被本馆收藏，特发此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05年6月5日

　　李兴国介绍说，这是他们刚刚捐献出来的慰安所用品，现在估计正在北京展出。这两天整理老宅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与之相配套的类似于日本榻榻米似的小凳子，目前推测是洗脚用的。这是第一次发现，也是第一次告诉新闻媒体。

　　同时，老二李兴家告诉记者说，他们还保留着一个当时的浴缸，高29.5厘米，宽83.5厘米，椭圆形的陶制品，只能容纳一人洗澡。这个浴缸至今保存完整，浴缸边沿上有一排字，左起依次是“陈隆福水厂创造”的字样。

　　采访中，李家最年长的老人李邦华听说江南时报记者来采访，就出来对记者说，他今年已经78岁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希望报社帮忙反映一下，就是：“对当年的慰安所，我们今后该怎么使用和保管，我们住在里面该怎么生活，不住在里面又该去哪里住？”听说台湾目前正在建“慰安所纪念馆”，大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建，“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爱国的，如果将来哪一天国家和政府建立慰安所研究和保护机构，我会把我们家所有相关的证据都无偿地捐献出来。”

　　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的李邦华老人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全家男女老少几十口人都必须生活在这里，因为这里是自己私人的房子。“临街的两层门面房几年前我们已经改成了茶社，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在慰安所里喝茶什么的，我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没有哪个部门出来说。”

　　反思：我们的研究落后了几十年……

　　带着读者的困惑，记者又来到“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会场，对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

　　面对富安里5号住户的尴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研究员提供了另一个向度的考虑：政府其实现在也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既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比如让交通更方便行人，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保护好历史遗址。在城市建设和遗址保护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也很为难。“作为学者来讲，我们只能建议政府尽可能地在决策前多论证、多听听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尽可能地以保护为主。政府和学者的共同努力，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决策办法，而这也是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体现。”“前一段时间的圆明园事件就可以为各级政府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借鉴。”

　　据会务人员王婷婷介绍说，参加该会的学者都是很“牛”的，如来自希伯来大学的Robert S.Wistrich教授是世界上公认的研究纳粹屠犹专家，而来自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Stephen Feinberg教授是世界著名从事大屠杀研究教育的专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步平教授是中日韩三国教科书的中方首席代表，王选女士则是中国对日受害索赔代表团总代表。

　　这次研讨会对与会中国学者的影响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从二战刚刚结束到现在，西方学者从暴露真相阶段进入到反思阶段，正在致力于人类应该如何反思、避免新的战争。我们的研究则落后了几十年，相对来说，他们的研究水平、研究方法，都让中国学者看到差距。”

　　保留慰安所遗址就是为了给后代留一个受教育的活教材，目前中日韩三国学者正在编写三国共同历史的教科书。河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学院院长、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所长张倩红教授不仅有东西方求学的背景，同时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很慎重地说：“撰写中日韩三国共同的历史教科书，思路是对的，努力是对的，尝试也是对的，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日本一方面是战争施暴者，另一方面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双重身份决定了这需要一个过程。”

　　最后，张倩红教授一再告诉记者，“国耻教育要深入下去，这一点我们是应该向犹太人学习的。如果说有什么特别强调的，我就是想通过媒体呼吁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强化国耻教育，集体的灾难性国耻教育是有利于教育下一代的。”

　　记者手记＞＞＞

　　同时拒绝电话采访映射责任意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据一位参加“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的专家透露，目前，不少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学者达成了一项共识：只接受新闻媒体面对面的采访，拒绝任何电话采访。当记者询问其原因时，他只说不方便讲。

　　接下来，记者又询问了一些其他的与会代表，他们说南京大屠杀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对此很敏感。因此，“我们在发表意见时都很慎重。一些媒体记者在发表时没有写出我们观点的本意，要么忽视了特定的语境，去掉些必要的定语和修饰语，断章取义；要么为了迎合一部分具有很强烈反日情绪的青年，哗众取宠，扭曲了我们的意见。所以，不少人就坚持拒绝电话采访，希望面对面地把观点讲明确。”“我们希望新闻媒体能够准确客观全面地报道出我们的观点，以负责的态度报道历史的真相。”（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