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毛泽东

　　胜利的消息像旋风一样传开

　　人们乐得只有一句话“这回好了，可熬到头了！”

　　家住沈阳北四经街的77岁的李明说，“8·15”时她在老家盖平（今盖州）。

　　她回忆到当年的情景时说：“也许是太高兴了，我想不起来是谁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至今记得每一个细节。人们只知奔走相告，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快点传出去。”

　　她说：“之前，能感受到日本鬼子要完蛋了。”那时居民的灯火管制很紧，保长通知每家每户的玻璃窗都要糊上纸条，电灯全罩上黑面红里的防空布罩。小县城的上空，每天都有飞机飞过。还听人说，这些日子南来北往的火车运的都是日本兵。”

　　“那时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广播喇叭。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却像旋风一样传开，人们乐得只有一句话‘这回好了，可熬到头了！’”

　　那天，我们从大南跑到太原街

　　85岁的孙世箴当时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家住沈阳市大南关东大什字街20号。回忆当天，他说：“我那时候25岁，早上刚起来，就有个同学急着敲门喊‘快起来，日本投降了’。我激灵一下跳下床，跟着他跑到街上，也不知道真假，最后到了邻居家听到广播才确定。我最高兴的就是那个时候！”

　　1931年9月，11岁的孙世箴亲眼看到日兵用刺刀扎死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当天，他在家扒着窗帘，看到一队日兵背着刺刀过来。邻居的一个男孩子突然跑了出来，一个日本兵拿起枪扎中男孩，还挑着扛在肩上。“那个孩子手脚还蹬啊蹬，他们还哈哈笑，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我永远都记着这些！”后来，孙世箴加入到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行列。

　　8月15日那天听到广播后，孙世箴返家，拿出白色大床单，用毛笔写上“抗战胜利了！打倒日本鬼子！”隔了60年，说起那一天，他仍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举着大横幅冲上大街，从大南出发。开始队伍只有五六个人，一路很多人跟着跑。到中街，附近的百姓都跑出来夹道欢呼，街上的洋车停下来给我们让路。有的洋车也跟在后面，还有人从家里拿来锣鼓敲。许多人更是喜极而泣，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中。”

　　孙世箴说，他们顺着中街往西，一直跑到太原街。“人也有1000多，所有的人乐啊，扯着嗓子喊口号。我站在最前边领着喊，一直到下午3点多，我一口水没喝，饭也没吃，也不知道饿。”

　　老师哭着告诉我们胜利了！

　　家住沈阳市万泉街的宋吕乡今年74岁，日本宣布投降时他正在丹东的“安东师道学校”读初中一年级。

　　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时，学生们已经准备放暑假了。8月14日晚上，一位爱国老师在宿舍里偷着反复告诉我们：‘日本要投降了，我们胜利啦!’声音虽然很低，但却充满激情。说着，老师哭了，激动地唱起了14年未敢唱起的家乡小调。尽管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声张，但我们还是激动得又蹦又跳。第二天，也就是‘8·15’，我们看到副校长(日本人)把日本的神像烧掉了。我们大伙立即欢呼着，高高兴兴跑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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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工人的

　　工地上一片欢腾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特殊工人(被日本俘虏的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和其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的合称）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数众多的特殊工人在抗战的最后时刻，又一次开展了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反日斗争。在党组织和党员的带动下，他们不畏强暴，成为这一时期反抗侵略、保护矿山、配合和参加接收斗争的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4日，本溪茨沟的特殊工人在山上挖工事。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工地上一片欢腾，有人突破电网，有人冲上大街，胜利的喜悦充满了整个矿区。

　　陶守崇街共产党员面对突然到来的形势，冷静思索，认为在敌人尚未解除武装之前不能盲目行动，必须组织起来，团结工人群众举行武装暴动。与此同时，柳塘煤矿的特殊工人也组织起来，并派人同茨沟特殊工人取得了联系。两矿特殊工人及一些市民共千余人组织本溪市工人纠察大队(后改为本溪工人护矿大队)，于22日举行暴动，他们对矿山和仓库进行严密看管，有力地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