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中国的大城市户籍人口频频出现负增长。“让一部分人多生一个”的政策是如何变成“让一部分人不敢多生一个”的都市心理暗疾的？

　　作者：陆镜

　　上海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至今已持续了11年，而情况还在不断恶化。

　　根据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上海计生委某负责人说：“预计到2030年，本市户籍人口中一半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意味着两人行，必有一人是老人。”上海成为白发社会似乎指日可待，而上海的人口问题，将逐渐蔓生到中国的其他大城市。

　　鉴于此，作为缓解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重要方法，2004年4月15日颁布施行的《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进行的某些政策微调便再正常不过：上海不再鼓励夫妇不生孩子，也取消了原先对婚后无子女夫妻在退休时给予一次性奖励的政策。原先关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的规定也已取消。符合“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夫妇双方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等的其中一个条件即可申请“生二胎”。此举被媒体解释为：上海放宽生二胎的限制，开始让“一部分人多生一个”。

　　一个孩子要49万，谁敢生第二胎？

　　新条例的实施显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相关媒体报道，自去年4月15日新条例实施以来，上海申报“生二胎”的家庭数量有了显著增加。那么想多生一个的这部分人究竟是谁？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夏毅介绍说，目前上海最希望生育二胎的人群分两类。一是收入达到相当水平的富人，另一类是社会底层人士。——无论是富人还是社会底层人士，除再婚等特殊规定外，他们能生二胎的条件是夫妻双方均得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目前在上海已到育龄期的独生子女占其同龄人中的90%以上，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宏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上海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后生二胎的比例大概占20%—30%。”其余70%—80%的独生子女夫妻为何不愿意生二胎？

　　2003年11月，在制定新的《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同时，上海市人口计生委进行了一项针对上海18—30岁青年人生育意愿的调查(有效样本20649人)，调查显示：被调查者打算生育子女数平均为1.1个，不生育者占4.48%，生一胎占81.47%，生二胎占13.70%，生多胎占0.35%。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均为1.1个，愿生二胎的比例分别为14.45%和12.79%，无明显区别。 而选择生一胎者，有55.5%的人最担心的是孩子高昂的养育成本，事业发展、经济负担和孩子就业等依次排列其后。

　　上海年轻人的担心暗合学者徐安琪的研究结果。徐安琪在《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一文中分析道：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为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这还未包括社会赠送、学校免费、春节压岁钱等5万至6万元的收入。这是徐安琪根据上海市徐汇区调查结果作出的分析，被调查者中59.3%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2000-60000元之间。尽管因为经济差异和收入水平差异，49万这一引起巨大轰动的数字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但仍旧能够感受到孩子的抚育成本对于家庭经济的影响力。一个上海徐汇区的居民家庭如果再生一胎，意味着要付出另一个49万。

　　深圳盐田区妇幼保健院在2002年7月所做的“城市居民已婚育龄夫妇计划生育问卷调查”(有效样本8462份)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广州、上海、重庆、长春、西安等五城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940.26元，而每月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为503.72元，占据家庭月收入的25.96%。如果生二胎，意味着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要用于孩子身上。

　　一成家庭变“丁克”了，还该不该鼓吹？

　　新的《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在放宽生二胎的限制的同时，不再对不生育家庭进行奖励政策，不再鼓励婚后因主观意愿而不生育的“丁克(DINK)”家庭(英文对那些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 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缩写)。

　　这些一胎都不愿意生的丁克一族在上海并不少见。上海市区在1979一1989年共有113.34万对男女登记结婚，其中约有16.48万对夫妻没有生育过孩子。除去其中一些再婚不生孩子和由于生理原因不能生育者，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孩子的夫妻家庭占全市家庭总数的3%。这一比例逐年上升，2002年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有效样本为1200份)结果显示，结了婚却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1%。负责此项调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中欣对媒体说，“如果只选取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

　　同年，根据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社会调查也显示，目前我国的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1984—1998年，北京市约有3%的夫妇自愿不生育，达7万人之多。1989年，广州市只婚不育的人数有10万人，1992年年底则猛增至13万人。2003年年初，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迟书君等人对深圳户籍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后发现：深圳户籍的家庭仍然属于传统稳定型，但不要孩子、仅由夫妻二人组成的丁克家庭所占比例却高达10%左右，远远高于国内一般城市，并且呈继续上升的势头。到了2004年，天津市妇联在600个家庭中选择了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专项调查，有63.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有成为丁克一族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夫妻可以不生育”。

　　学者李银河自1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我国丁克现象，在她的著述中写道：“自愿不育者人群以个人现世生活的幸福快乐为重，珍视夫妻关系，轻视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重视自我的现代意识。”大多数丁克一族为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然而与其说这些更为“重视自我”的丁克一族不要孩子是为了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清净，不如说是由于严酷的生活现实而被动作出的选择。

　　因为音译的洋名字，丁克一族在中国总会被当作时髦来看待。于是很有些人认为“丁克”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冲动而为之，鉴于女性晚育带来的危险，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口号“丁克反悔要趁早”。然而丁克现象并不像一首流行歌曲一样迅速逝去，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不育，丁克一族显然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丁克”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对于老龄化社会加速的影响仍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仍旧寄希望于丁克对降低生育率作出的贡献。“如果国家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鼓励那些自愿不育的夫妇，使丁克家庭有所发展，那么不但可以大大减轻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而且可望从根本上动摇国人的传统生育心理定式。”另有学者以上海市为例，认为上海市于1994年在全国率先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其中应该有丁克夫妇的一份功劳，甚至可以说他们对此作出了特殊的隐性贡献。所以，“丁克家庭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应该鼓励。”这与上海以政府法规的形式鼓励生育，不鼓励生二胎两相对照，颇为有趣。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不生，老龄化如何解决？生，如何能养育得起？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社会里，长期一胎化的政策、以及“丁克”等生育观念的变革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些人可以生二胎却又不敢生，另一些则连一胎都不愿意生，白发城市正在形成。这便是中国大城市目前所遭遇的人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