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股东”

　　曾云高既是商人，又是政府公务人员，是人大代表，还有个隐蔽身份——警察

　　“几乎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湖南省娄底市一名处理矿难的官员说。

　　而像曾云高这样集商人和政府公务人员于一身的还是比较少见。除了兴宁和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身份，曾的另一个隐蔽身份是警察。

　　“虽然曾云高没有穿警服，但他依然是黄槐派出所的挂职民警。”原四望嶂矿区公安分局一位姓曾的部门领导说，曾云高的警服就是他亲手发的。

　　1998年四望嶂矿下马，曾云高成了留守人员，负责矿区的保卫和善后处理。2003年，四望嶂矿转制，该公安分局取消，按照有关的规定，曾云高的编制被转入当地公安部门，成为黄槐派出所民警。和曾云高一样，出事的大兴煤矿董事长曾繁金也在黄槐派出所挂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云高是先后提出了《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的兴宁、梅州市人大代表，自家的煤矿却一直没有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又出了震惊全国的特大安全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长、监察部部长李至伦说:“一个证照不全、管理混乱、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企业，居然可以在政府监管下存在数年，特别是在省里已经明令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仍然肆无忌惮地组织生产，以致酿成惨祸，这中间有无腐败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一场矿难往往能带出一系列的腐败问题。

　　2004年，湖南娄底市掀起了整肃“官煤勾结”的反腐风暴。整肃风暴中，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的县级市涟源，包括该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长和一名煤炭局副局长在内的10名官员被批捕，46名官员受到惩处。

　　在山西临汾市，51名参与经营或者充当“保护伞”的中共党员干部受到查处。因私开矿问题，一个县的常务副县长被撤职，两个县的地矿局长被撤职，另外一个县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为非法矿主充当“保护伞”，也被撤消职务。

　　今年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新富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该矿矿主彭国财竟然是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在曾云高的大径里煤矿公司有65个“影子股东”，当地的工商注册登记无法查到其详细状况。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65个股东中，其中有一些身份是入股征集人与集资人代表，也就是说，每个名字下分别代表着一批人，召集人许诺给他们不同的利润与分红比例，他们各自名下还有一本细账。目前，已经归案的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十几名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参与过入股召集事宜。

　　普通人现金入股主要发生在曾云高入主煤矿初期缺乏启动资金的情况下。演变到后来，尤其是煤炭价格飞涨后，现金入股主要是针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现金入股只是针对这些群体的其中一种象征性方式，更多是以送红股(也称干股)、技术股等形式进行。

　　大兴煤矿六年多来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能够一直进行开采，与这些股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01年7月广东省政府在一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会议”上，要求对包括大兴煤矿在内的四望嶂矿区的6个煤矿一律关停。但是，这六家煤矿在地方政府的“据理力争”下被保留了下来，从2002年8月以后一直以“试开采”的名义进行开采。

　　黄槐镇一位姓邱的私营矿主称，他一个星期最起码要请官员吃一顿饭，每次请客都要花费两三万元。“红包小了人家还不要。”

　　“镇上的煤矿几乎没有一家是五证齐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家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你也只能乖乖顺从，好在煤的利润高，能赚回来。”

　　未闻矿工荒

　　矿工们多认为，这份工作轻松、自由、稳定，不用担心老板拖欠工资，唯一担心的是生命安全

　　“停产整顿要多久时间？”江西人曾春平边打行李包裹边向记者打听，“如果明年开工，那明年还来”。

　　和几乎所有矿工的理由一样，相对而言，矿工这份差使轻松、自由、工作稳定，不用担心老板拖欠工资——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曾春平刚来广东时在佛山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一天至少要干13个小时，到最后还经常被老板克扣工资。曾春平说，他在矿上平均一个月能拿到1500块左右，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有5000多元。在他的村子里，中壮年进城只有三个方向:砖厂、工地、煤矿，比率分别占60％、10％和30％，矿工占了一定数量。

　　但如果没有了生命，即便再稳定的工作和工资又有何用？私营煤矿老板邱龙坤说，矿上新进一个工人，矿主是一无所知的，都是由工头领着，把身份证登记一下，有的甚至连登记都不用，下井时，工头象征性地叮嘱，“要小心点，注意安全”。

　　矿主为了避免麻烦，用工一般只和包工头联系，矿主只管办理各种证件、疏通关系、应付上级检查及煤的销售，从来不下矿。矿主根据不同煤质、不同的价格，每吨煤给包工头抽取一定费用，矿工的井下分工和工资全由包工头分配，矿上的电费、火工品费用也由包工头在这笔费用中支出，矿工发生伤残、死亡后，善后事宜则全由包工头与矿工处理。

　　43岁的江西籍矿工郭新生说，每个月，工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5％的安全保障金，如果有一名矿工受伤了，则动用这笔钱；如果一年间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事故，这笔钱最后会退还给矿工，“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恨矿主，我们恨那些工头。”来自四川44岁的老陈脱口而出，他对工头的恨意来自上个月工资的克扣事件，一般来说，工头相当于小领主，需要供奉和纳税。

　　事实上，与矿难直接相关的，还是矿工本人，一次次骇人听闻的矿难都是由庞大的矿工尸体堆积而成。但对于自身的安全，矿工几乎无能为力。

　　兴宁矿难前一个星期，煤矿出现渗水现象在矿工中间盛传，但马上就被煤矿管理人员的吆喝声镇住了。“他们说，谁要是再乱讲，就要追究谁的责任。”矿工蓝卓洲说。

　　“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在长年的实践里得出自救经验，矿工蓝卓洲说，在采煤区工作，首先要检查设备是否已经维修好，导火索尽量放长一点，下班后坐绞车要小心，挡板一旦发生煤炭筛漏，赶紧维修。

　　“煤矿穿水是最危险的。”他说，对于这场瞬间淹没123条矿友性命的灾难，蓝卓洲心有余悸，“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只有靠矿主加强安全措施了”。

　　几乎没有人反抗，或者对矿主陈旧破烂的安全设备说不，矿工是天生的逆来顺受。四川黔江人张宁才6年前曾在辽宁做矿工，有一次，他发现矿上的粉碎机出了故障，便和表弟两人到矿主那汇报，要求更换机器，被矿主以没有资金拒绝了。之后，兄弟俩联合矿上的其他人为自己的安全争取权利，却被矿主开除了。“只有民工荒，从来没听说过矿工荒。”张宁才说，一个月后，果然传出先前的煤矿出事了，压死2个人。

　　在矿山，几乎每一矿口都有窑庙，矿工们除了每月的初一、十五要烧香拜神，逢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还会举办仪式。迷信成了他们最后也是最最无用的救命稻草。

　　一旦煤矿出事后，人命被折算成人民币，这是通用的处理方法。邱龙坤说，以前一个遇难矿工是2万－3万之间，这些年提高了，大概在4万－5万之间，加上打点政府等费用，总共要花费6万－7万左右。

　　为此，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小煤矿聚集的地方，存在专门“处理”死亡事故的“服务组织”:负责办理医院死亡证明、封锁消息、异地火化、家属赔偿谈判等一系列事情。

　　“不过今年的赔偿费提高到了20万。”邱龙坤说，7月14日，罗岗镇福胜煤矿16个遇难矿工每人获赔20万，让私营煤矿主们感到了一些吃紧。但事实上，矿主还是付得起，预防事故的成本还是明显高于事后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