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孤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日本遗孤的苦难

　　记者：据我所知，近几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战后日本孤儿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孤儿形成的历史原因吗？

　　张志坤（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可以。您所说的战后日本孤儿，准确地说应该称作“日本遗孤”。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又有工商界的后裔，但更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总人数在4000人以上，其中90％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如此众多的战争孤儿遗弃在当时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异国，且被这一国家的人民所收养，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为了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您曾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档案资料，走访了百余名日本遗孤和他们的养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您内心有过震撼吗？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张志坤：200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日本遗孤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立项后，我们课题组的同志用二年时间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日本遗孤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查阅了近3800名日本遗孤的档案材料，走访了上百名日本遗孤和中国养父母。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撞击。日本投降后，成千上万日本孩童在跟随父母逃亡过程中，所遭遇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在被收养前，他们有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缠身，气息奄奄。特别是在几次大惨案中的幸存者，景况尤为凄惨。

　　1945年8月10日晨，从虎林开来的最后一列满载日本妇女和儿童的列车，在伪东安（现黑龙江省密山市）车站遭日军事先埋设的地雷误炸，现场有两个直径20米、深3米的大坑，被掀下路轨的车厢破碎不堪，当时死亡500多人，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抛出几十米之外。爆炸后，一位中国人来到现场，发现有一个四五岁的受伤小男孩边哭边爬，便将其抱回家中抚养，后取名王玉春。这就是“东安驿事件”。再如“麻山事件”：1945年8月12日，伪鸡宁县（今黑龙江鸡西市）哈达河开拓团撤退到麻山地区，遭遇苏军阻截，团长贝沼洋二做出“以死报国”的决定，下令向开拓团民开枪，500余名妇女和儿童被惨杀，幸存的7名孤儿被当地中国人所收养。还有日本官员制造的死亡千余人的大血案“葛根庙事件”，都有幸存的孤儿。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才使这些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儿童过早地饱受苦难，并被遗弃在异国他乡。

　　同时，我们还感到，处于死亡边缘的日本遗孤，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人民的育孤善举，才得以生存下来。当时，对那些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敌国儿童，中国人民并没有以暴易暴，而是以德报怨，至仁至义。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

　　收养日本遗孤让世界领略了中国母亲的博大情怀；日本遗孤称中国养父母“德比山高，恩比海深”

　　记者：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的故事一定很多很感人，您能否讲述几个令您难以忘怀的故事？

　　张志坤：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的动人故事不胜枚举。许多日本遗孤称中国养父母“德比山高，恩比海深”。这个问题，用日本遗孤自己的讲述来证明，会更有说服力。

　　原为长春市妇产科主治医师的日本遗孤张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6年春天，母亲领着我撤退到长春，当时感染了斑疹伤寒，已奄奄一息，母亲就把我托付给长春的中国养父收养。养父家3口人，当时我两岁，还没有断奶，我养母已40岁，身体很弱，为了让我吃上人奶，便服用中草药，竟奇迹般地催下了奶，我吃养母奶到5岁。在养父母的精心喂养下我活了下来。解放后，二老省吃俭用，一直供我读完大学，而我的养姐却一天书都没念上。当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我的生身父母和哥哥姐姐时，我的母亲遥遥向着中国方向叩首，父亲和家人痛哭失声。”

　　原佳木斯市财政局干部原学珍也是日本遗孤，她回忆：1945年9月，生母在三棵树车站把我送给养父原兴才、养母所凤英抚养。当时我只有几个月，生命垂危。为了救活我的小命，除养父母精心照料外，周围邻居轮流给我喂奶。我能吃饭以后，养父母自己吃粗粮，却每天都给我做大米饭。养父为了给我换大米，还摔伤了腰。养父当时每月工资只有30元，却拿出6元钱送我上幼儿园。为了给我买一件裘皮童大衣，养母竟卖掉结婚时的戒指。我成年后，他们倾其所有帮助我建立起美满家庭。有人责怪养父母对日本遗孤太宠爱了，他们却说：“学珍是在异国他乡长大的，如果对她不好，我们这心里怎能过得去呢！”这就是中国养父母的高尚情操和对日本遗孤的海样真情。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造成3500万中国人死亡；战后，中国养父母却用他们毕生的精力养育了5000日本遗孤

　　记者：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曾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许多中国养父母既有国恨又有家仇。您认为是什么促使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敌人的孩子？

　　张志坤：回答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我们在调查之初也百思不得其解。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访问中国养父母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的思路才逐渐明晰起来。还是用事例证明。

　　黑龙江省依兰县农民胡万林自己的亲生儿子被日本军队杀害，但却收养了一个日本男孩。他讲述道：1938年9月，日本开拓团来到依兰县，强行收取中国人的房照和地照，不给就放火烧房子。老百姓不愿离开家园，便跑到附近一座大庙里暂避，结果被日本鬼子包围起来，用刺刀全挑死了。我后来在山坡上搭了一个地窨子，日本兵在地窨子上站岗，将压在房盖上的木头蹬下来，砸在我儿子的头上，当时就死了。1945年秋天，靠山屯开拓团一个叫大谷的人，领一个日本小男孩，对我说，这孩子的父亲被征兵了，母亲快病死了，请您帮助照看一下。我二话没说，就把孩子接过来。村里那么多人被日本人杀死，我自己的孩子也被他们害了，要说我不恨日本人那是假话，但我恨的是那些杀人放火的禽兽，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居住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李淑贤老人讲述道：我和老伴徐凤山是1943年“闯关东”从山东来到伪满新京（今长春市）的。有一天我拖着五六个月的身孕到当时日本桥一带卖鸡蛋，被一个穿大皮靴的日本宪兵拦住，那家伙一脚把我的鸡蛋筐踢翻了，在我弯腰捡鸡蛋时，他又向我的腹部狠狠踢了几脚，当时我昏了过去，回家以后就流产了，造成终生不育。1945年秋，有人捡到一个日本孤儿，要往孤儿院送，碰巧院长不在，便问我家老头要不要。我听说是日本人的后代，就想起那个日本宪兵的狰狞面目和他脚上的那双大皮靴，赶紧对老头说，“日本小孩，不要！不要！”这时，孩子突然哭了，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软了，把孩子抱过来，紧紧搂在怀里。看到日本孤儿的小可怜相，听着那求助的哭声，当时什么仇啊、恨啊，都忘了……我就这样收养了一个日本小女孩，并给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徐桂兰。

　　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的感人事例，足以看出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和扶困济危的善良爱心。正因为有这样的胸怀和爱心，才会有中国普通民众对日本难民的各种方式的救助，才会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养父母对日本遗孤的自发拯救。

　　关于日本遗孤回国定居问题，中国养父母深明大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送子回国

　　记者：据我所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遗孤中的绝大多数已回日定居，他们同中国养父母之间的亲情关系还能得以延续吗？

　　张志坤：战后，日本遗孤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亲之情日益迫切。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此后，随着两国友好往来不断增多，部分遗孤的在日亲属开始到中国寻访失落的子女或兄弟姐妹，同时一些在华日本遗孤也陆续赴日寻亲。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为让更多遗孤得以赴日寻亲，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决定从1981年开始，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一切费用由两国政府负责。到2000年，中日两国政府已组织了31批在华日本遗孤寻亲团，先后有2121名孤儿赴日寻亲，其中有666人找到了在日亲属，约占总数的1／3。

　　1993年8月，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十五周年，日本东京中国歌舞团团长刘锦程先生组织慰问中国养父母代表团，先后在辽宁沈阳、大连、抚顺等地慰问演出。刘锦程先生说：“好心的中国人收养了我们敌对国的孤儿，千辛万苦把孤儿养育成人，今天又把我们送回日本故土。这种超民族、超国境具有真正人类爱的高尚道德、伟大胸怀，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大恩大德，不可不报……”

　　家住牡丹江市、现年92岁的退休工人徐本治，曾两次参加中国养父母代表团去日本观光。他的养女徐明，在日本东京一律师事务所工作，是老人唯一的养女。她在1945年被收养时，患眼病几近失明，养父背着她到处求治，终于使她的眼睛复明，后来一直供她读完大学。1981年，她与公安部门联系去日寻亲。养母舍不得她走，说：“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回日本了，我们怎么活啊！”徐老说：“这孩子背井离乡几十年，能不想家吗？她的亲爹亲娘也想她啊。你死拦着，能对得起孩子？”徐明听到这番话后，对老人说：“你们永远是我的亲爹娘，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我也照顾你们一辈子。”

　　长春日本遗孤杜冬梅去日本定居两个月后，收到了养父的来信，信中说：“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们走了我实在想念你们。我们也不缺吃缺穿，就缺少你们四个人，我们太受不了了。”杜冬梅全家看信后都哭了，当即决定中断在日本的日语培训，打工挣钱，为养父母准备旅费。后又到日本厚生省多次申请，一年后终于把二位老人接到日本。养父在日本去世后，她将养父骨灰送回中国。2004年，已90岁高龄的养母于世芬提出回中国长居，杜冬梅夫妇便带养母回到中国，并在长春购置一套新房，与老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杜冬梅说，养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含辛茹苦供我大学毕业，我一定养他们老，让他们度过幸福晚年。

　　据统计，到2004年，已有90％以上的日本遗孤回国定居。事实证明，大批日本遗孤回日以后，并不是养育之恩的终结，而是“走后之恩”的延续；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之间的亲情是挥抹不去的。

　　记者：目前还有多少日本遗孤未回日定居，他们留华不归的原因是什么？

　　张志坤：截至目前，尚有数百名日本遗孤留在中国各地生活和工作。他们留华不归的原因，纵有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对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的眷恋。

　　长春日本遗孤、诗人于德水1986年6月被确认为日本遗孤身份，同年9月去日寻亲。但因养父母年事已高，没人赡养，便没有申请去日定居。后来养父母相继去世，他又守孝三年，才于1992年去日。在日本，他无法忘怀养育他的第二故乡，作《思乡》诗：“身在扶桑心在华，萍踪万里到天涯。樱花满目唯催泪，夜夜梦魂到旧家。”1995年，他以日侨身份重返长春，并为养父母修墓立碑。同时他还投资办厂，解决部分下岗职工就业问题，并写诗明志：“不欲声名传后世，拼将热血唤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哲学研究》副总编刘奔也是一名留华未归的日本遗孤。他是1945年秋被中国人刘文富、宫淑云夫妇收养的。1985年，刘奔参加了第七批赴日寻亲团。临行前，他对养父母说：“儿子这次去日本寻亲，无论寻到与否，都会回到你们身边，我是你们的亲儿子。”在日期间，刘奔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厚生省也同意他去日定居。但刘奔还是回到北京，并给生父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叙述了养父母抚养自己的经过，表示继续留在养父母身边生活。有人问他，你已找到亲人，为什么放弃去日本定居？刘奔回答：“我虽是日本人所生，但养育我的却是中国父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尽人子的孝心和责任，这不仅是感恩，也是道义和历史赋予我的义务。”

　　崇高的人类之爱，可以超越国家、超越民族，世界应该少一点仇恨，多一分爱心

　　记者：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养父母尚健在的已为数不多。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那么，这段历史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呢？它给世人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

　　张志坤：据统计，日本投降时，遗弃的孤儿有5000人左右。就是说有5000个中国家庭收养了日本遗孤，而中国养父母人数当在万人以上。截至1995年，中国养父母健在的有50％，而到2005年，养父母健在的不足1％。随着这一群体的消亡，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的善举也将成为历史。当前关心尚健在的中国养父母，对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抢救性研究，把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遗孤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是史学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责任。总结这段历史，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养父母以博大胸怀，收养了数千日本遗孤的伟大善举；总结这段历史，是要告诉世人，战争是产生孤儿的罪恶源泉，人类要和平，不要战争；总结这段历史，是要证明，崇高的人类之爱，可以超越国家、超越民族，世界应该少一点仇恨，多一分爱心，让爱充满人间。

　　记者：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给世人什么样的警示呢？

　　张志坤：我个人认为，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回顾日本遗孤被中国养父母收养的历史，非常必要。首先可以起到镜鉴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政策和弃民政策，造成数千孤儿留在异国他乡。孤儿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见证，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事实的有力回答。其次是促进中日友好。日本儿童罹难异国他乡，为世人所惊叹；中国人民育孤善举，为世人所感叹。以遗孤为纽带所架设的中日友好之桥，必将愈久弥坚；那些充满亲情、友情、真情的佳话，将永远被世人所传颂；放眼未来，珍重友谊，珍视和平，将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目标。祝愿由中国养父母和日本遗孤共同栽种的友好之树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