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日电 （记者张宝印、孙彦新）1950年7月18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从苏联接收了日本战犯。尽管这些战犯罪行累累，但中国政府坚信可以改造好他们。

　　在曾经关押和杀害我无数抗日志士的抚顺典狱旧址上，人民政府修建了战犯管理所。战犯的生活待遇超过了当时中国人（平均）水平。

　　经过管教人员细致耐心的工作，战犯们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并请求中国政府给予严惩。1956年，新中国在沈阳、太原等地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017人免于起诉被释放，45人被判有期徒刑。1964年3月6日，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全部被提前释放。他们当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了以现身说法向世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活跃分子。

　　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被称为“世界监狱史上的奇迹”。

　　作为管教的崔仁杰和作为护士的赵毓英，是当年参与改造战犯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健在者。

　　1929年出生于沈阳的赵毓英，从小过着当亡国奴的日子。1950年，在中国医科大学念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赵毓英被紧急抽调到组建不久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她回忆说：“夏天，我们奉命去中苏边境接收战犯。上级要求我们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战犯吃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我们吃的却是高粱白菜。医务人员值夜班时，偶尔能吃上一顿挂面都觉得很不错了，看守员比我们吃得更差。”

　　这样的对比，使所里有些干部产生了情绪。

　　“我认为学医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为战犯服务我想不通，一点都不能安心工作。领导给我们做报告，不断地讲改造战犯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心里不愿意，但上级的指示还得一丝不苟地执行。”

　　“所里定期演电影，逢年过节搞些娱乐活动，春秋两季还开运动会。战犯中逐渐有了一些进步分子，他们自编自导自演日本剧，还会跳中国的采茶舞。我们给他们乐器，组织了乐队。有的战犯还唱起‘我是一个兵，打倒日本狗强盗……’”

　　直到数十年后，赵毓英受邀访问日本时才明白，改造战犯的做法是成功的。

　　1984年受归国日本战犯邀请，赵毓英赴日访问，此后又多次应邀去日本。她回忆说：“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主动认罪，我们改造后的这些战犯甚至自己要求判刑。他们回国后到处揭露军国主义的罪行。有一个会员没有钱，想到中国来调查，别人都坐飞机来，他是坐船来的，专门上平顶山参观惨案纪念馆。只要日本政府一出来否认侵略，他们马上就宣传历史真相，揭露侵略罪行……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改造战犯是成功的。”

　　1952年初冬，26岁的崔仁杰调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先是参与整理校级以下日本战犯的坦白认罪材料，后来担负将校级战犯的管教工作。

　　崔仁杰回忆，在日本军队中，是没有平等的，大官可以任意打骂小官，老兵可以随便欺负新兵。那些中队长以上的战犯，吃着中灶、小灶，还经常向东京方向遥拜天皇，而下层士兵的积极分子却自发组织了学习委员会。

　　1954年的春天，战犯有了明显转变。这个春天共举办了137次读书讨论会。讨论刚开始不久，下级士兵就坐不住了。长期压在心中的痛苦，终于发泄出来。他们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被征入伍饱受上级摧残，有的在上级命令下做自己不愿意干的杀人放火……学习和讨论，使下级士兵迅速转变了思想认识，纷纷主动认罪。

　　从1954年春到1955年夏，是日本战犯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年。每一名战犯都要在小组会朗读自己的认罪材料，然后接受同组战犯的评比鉴定，其中包括检举揭发。

　　在下层士兵的影响下，其他战犯的思想也慢慢起了变化。崔仁杰印象最深的是战犯中的武将之首、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的转变过程。“他是一个充满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分子，当他得知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时，决心以死效忠天皇。他身穿日本陆军将官服，脚蹬马靴，表情严峻，挺胸抬步，目中无人带着几个将校级战犯，每天同声呼叫：‘天皇陛下万岁！’”

　　“我们没有强行制止这些行为。当他看日本影片《混血儿》《战火中的妇女》时，他开始思考，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1954年，中国红十字会访问日本，将中国政府关押的战犯名单公布，并宣布家属可与战犯通邮。藤田茂从妻子来信中知道，他姐姐全家在广岛的原子弹下丧生。他读了《帝国主义论》《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目光渐渐失去了傲慢的神色，仁丹胡也剃掉了。”

　　“当藤田茂主动交出悔过书时，在日本战犯的顽固分子中间无疑扔了一颗重磅炸弹。接着，一个又一个的战犯认罪书交了上来。”

　　1956年6月，藤田茂被判有期徒刑18年。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

　　考虑到藤田茂的表现，1957年9月他被提前释放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