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8月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8月4日,本报在全国第一时间发出了《人大代表建议全国医改实行全民医保》的声音,河南省人大代表王志余、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认为,全国医改应该实行全民医保。此观点立即引起了全国数十家主流传媒的关
注,也引发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异议,她撰文指出,“‘全民医保’的口号喊得越动人,越容易把我们引向歧途,谨防医保改革刮‘共产风’”。
之后,《东方早报》刊发辩论文章《就医疗改革问题向胡舒立女士进数言》,8月25日《南方周末》刊发的记者署名文章《专家媒体争论全民医保是否可能》,更是将此激辩推向高潮。“全民医保”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关切甚深,究竟能否实现?到底该如何落实操作?一个月时间内,先后有数十家传媒进行了激辩,全民医保如何落实操作在讨论中逐渐明朗。
本报首提“全民医保”概念
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则《国务院研究机构最新报告说“中国医改不成功”》的新闻。文章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7月28日接受采访时称,由他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性评价和反思,在得出“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议。
8月2日,针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本报记者走访了河南省人大代表王志余、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等专家,他们在对医改报告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同时,提出了要解决医疗改革存在的问题,必须尽快完善医保制度,不仅城镇职工,全民都要纳入医保,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应在全国范围实行全民医保”的建议,这也是专家首次明确提出“全民医保”的系统概念。
8月4日,本报文章《人大代表建议全国医改实行全民医保》刊发后,立即引起了公众与传媒的广泛关注与争论。随后,本报又对全民医保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持续的报道,从8月4日起,推出了《全国医改郑州现状调查》、《人大代表全民医保的具体设想与构思》、《一位从医38年基层医务工作者解读医改报告》、《河南濮阳医改尝试检查结果通用》、《公众亲身经历碰撞医改难题》、《福建石狮探索全民医保》、《政府推行封顶价的武汉医改》等10余篇关注医疗体制改革的新闻报道。
全国主流媒体激辩“全民医保”
就本报文章,8月5日,《南方都市报》率先刊发社论,以《全民医保值得尝试,加大投入并非侈谈》为题进行进一步探讨;同日的《新京报》社论也称《“全民医保”的建议值得考虑》,认为“从这几天媒体的评论看,揭示现行医疗卫生体制问题的多,建设性的意见却比较少”,提出“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了实行‘全民医保’的建议,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值得考虑的。‘全民医保’,正是公平分配公共医疗资源的要求”。与此同时,《羊城晚报》、《深圳法制报》等也纷纷发表报道,核心观点认为,全民医保制度宜尽早实施,并且进一步提出一些深化意见。
就在媒体都沉浸在“全民医保”的设想中时,一个“另类”的声音凸现了出来,对全民医保进行反向思考,再度引起传媒的关注和争辩。
8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财经观察”栏目刊出了该杂志主编胡舒立的《谨防医保改革刮“共产风”》,文章认为,讨论医疗改革与医疗保障体制建设,必须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国情,谨防医保改革刮“共产风”,“全民医保”的口号喊得越动人,越容易把公众引向歧途。由于胡舒立是知名传媒人,加之《财经》杂志的权威影响力,该文章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
在随后的几天内,《经济观察报》、《东方早报》、《南方日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周末》、《新快报》、《中国新闻周刊》等10余家国内主流传媒纷纷就全民医保进行争论,或约请专家访谈,或发表社论时评,从多个方面进行讨论。
国力能否承受资金之重?
诸多媒体和专家提出“全民医保说”有两大依据:中国经济近年来有极大发展,国家可以拿得出足够的钱;覆盖范围可以局限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因此支出有限,所以“全民医保”是可行的。
胡舒立则认为,这种看法缺乏起码的医学常识和事实依据。
胡舒立的观点是,中国13亿人实行“全民医保”,以现阶段发展水平,中国政府根本承受不了。她拿出一组数据分析说,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平均约1000元,此外还有个人自付部分。如果此福利推至全民,以人均千元计,则高达1.3万亿元,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半数。如果包括所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同时考虑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则人均每年至少2000元,那么我国现有的财政收入全部用来吃药也未必够。
8月13日出版的《财经时报》文章则认为,全民医保国力能承受,指出胡舒立的观点“忽视了农村人口的医疗费用远低于城镇人口的事实”。去年全国有1.56亿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共筹集资金32.8亿元,平均每人20元;据有关人士估计,若让每位农民享受到城镇职工同样的医疗条件,其费用最多300元,因为在农村,同种疾病的医疗费远低于城市;越是贫困群体,其患病率往往更低,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城市中尚未被医保覆盖的两亿居民。
8月25日的《南方周末》刊发记者署名文章《专家媒体争论全民医保是否可能》,引用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的观点认为,全民医保的资金来源可以解决,并提出具体思路,将全民医保之争推向高潮。
“全民医保”有多少可操作性?
胡舒立还有一个观点是,现存不均衡的医疗资源布局当然必须改变,否则全民医改不具有可操作性。她认为,改善基层医疗供给情况、实现尽可能广泛的覆盖,应当成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医疗界目前弊端丛生,本身并非改革或“市场化”之过,皆因改革没有到位,甚至根本没有启动。对此应深入分析,社会福利模式的探讨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以轻率甚至盲目的“民粹”倾向博取廉价掌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胡舒立对“全民医保”的可操作性的质疑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反驳。《东方早报》发表署名袁诹的文章说,首先胡舒立认为“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实践中根本无法以‘服务包’进行有效界定”。但是,界定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仅仅因为担心不好界定而干脆取消,是因噎废食。胡女士似乎主张,要么彻底的人道主义,重病也包下来,要么彻底的麻木主义,什么病都不管。而实际情况是,许多重病乃至绝症是由于平时少药、小病不看导致的。胡女士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多少农民和城市贫民是有病挺着的,待到去看,已是重症,已是不治。所以,“我们不奢望‘服务包’包治重病,但我们可以断言,相当多的重病乃至绝症可在‘服务包’中消灭于未形。这就是极为有限的‘全民医保’带给最广大人群的福祉”。对此,《新快报》等传媒也持相同观点。
“全民医保”资金来源成焦点
由于医疗改革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喜事,针对“全民医保”,不论是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踊跃发表意见,把这个话题推向了公众的视线中心。究竟能否实现?到底该如何落实操作?这些问题在传媒的激辩中逐渐明朗。
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全民医保的资金来源可以解决。办法是,首先在卫生总费用中保证政府的预算份额,而且要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工资水平有规律增长,那么政府拨款的15%左右还是可以保证的;其次,城镇医疗保险中有一部分企业、职工出资,这些已经占到24%左右;最后,在个人承担的部分,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个人承担20%左右比较合理,如果其中实在有人承担不起,政府应该建立救助机制兜底儿。如此,剩下的卫生总费用是40%左右,这种状况下,建立转诊体系,按照人头收费,不以项目收费,医院想多做一点,就必须省,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浪费10%。其余可以通过提倡社会善举、卫生彩票的发行以及在医院的许可范围内发行债券,提供“会员制服务”,甚至医院自己办理保险来实现。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在同一天发表社论建议实施的办法是,首先要考虑确立全民医保的目标,并根据国家财力的增长逐年扩大医保的范围,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其实,如果能够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必将节省下来很大一笔资金,将这些资金投入公共医疗卫生,必将大大缓解经费紧缺的状况。再者,当前在城乡之间、贫富人群之间对公共医疗资源的占有极不平衡,政府如果能够对此进行有效干预,做到公平分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问题。
同样的问题,《法制日报》文章提出另一个思路,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医疗资金应以各地财政注入为主,中央与省级财政通过转移资金予以扶助。对于保费的缴纳,可以实行以政府、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的方式,个人承担其中的小部分。农民承担的保费应当减半。没有劳动能力与收入人员,包括年事已高者可以免缴。可以实行阶梯式缴费制度,即收入多者按比例递进式缴费。政府财政划拨加上缴纳的保费,应该可以用来满足人们到公立医院看病之需。
搜狗(www.sogou.com)搜索:“传媒 医保”,共找到3,913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