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照片

　　文 实习生 韩小妮 记者 盛丰

　　1937年春天，上海各大影片公司都在报纸上刊登出新片上映的广告。其中既有迎合节日喜庆气氛的《皆大欢喜》、《春到人间》，也有关注社会现实的《压岁钱》，而上映时间最长的则是由金山主演的《夜半歌声》。

　　这部影片自2月20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映后，创下连映三十四天、场场爆满的纪录。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而是影片营造出的恐怖气氛。当然，即使是这样一部中国恐怖片的“开山鼻祖”，也通过歌曲婉转地进行了抗战宣传。插曲之一《黄河之恋》这样唱道：“我是一个大丈夫，我情愿作黄河里的鱼，不愿作亡国奴……”

　　在那个年代，不仅是电影，文学、音乐、戏剧等都通过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加入到了“文化抗战”的大军当中。

　　早在“一·二八”之时，上海就诞生了中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黄自的《抗敌歌》。翌年，上海众多电影制片公司相继推出了《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抗战》、《上海浩劫记》、《暴日祸沪记》、《十九路军血战史》、《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等纪录片以及故事片《上海之战》、《共赴国难》，成为中国抗日电影的先声。

　　待到“八一三”抗战爆发，当年云集上海的戏剧、电影、音乐等文化精英，几乎全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13支队伍中除了两支留在上海，其余全部奔赴炮火连天的前线和辽阔的大后方宣传抗日。

　　聚集在上海的作家同样以鼓动抗日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涌现出的大批作品还被冠以“上海抗战文学”这一特定概念而彪炳史册。就像鲁迅所说的：“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也无妨。”“左翼”作家自不待言，就连一向被人们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精于写男欢女爱的张恨水也为神圣的抗日救亡披肝沥胆。在他留下的作品中有关抗战的文字竟达800万言之多。从1931年开始，他的《满城风雨》、《似水流年》、《锦绣前程》、《美人恩》、《啼笑因缘续集》等小说的主人公在经过感情的挫折和现实的坎坷后，无一例外都走向了抗日的道路。

　　一些抗日报刊也应时局发展需要而诞生，如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由10余家小报联合出版的《战时日报》、由几家杂志联合出版的《呐喊》和《战时联合旬刊》、柯灵主编的《民族呼声》等等。它们以及时的报道向人民群众传递了最新的抗战信息，号召大家奋起抗战。

　　等到上海被占领后成为“孤岛”，文化更是在实际斗争中担当了抗日救亡事业的主角。戏剧工作者采用借古寓今的方式，创作了《碧血花》、《文天祥》、《精忠报国》等剧本，将《明末遗恨》、《海国英雄》、《大明英烈传》等宣扬民族气节的历史剧搬上舞台；电影界则拍摄了《木兰从军》、《苏武牧羊》等影片。

　　（典型案例）

　　百代小红楼，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衡山路811号

　　上世纪初，手杖、雪茄、摩登歌曲是上海的时尚标志。

　　1921年，为了打开留声机和唱片的中国市场，东方百代公司在现在衡山路811号的六十亩土地上造了“小红楼”和唱片生产车间。上海的第一间录音室就设在小红楼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也是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好的一间录音室。

　　可别因此把小红楼仅仅看作是上海当时的时尚标签那么简单，它同时也见证了一大批抗日救国歌曲的诞生。

　　抗战时期，周璇、胡蝶、冼星海、白光、黎锦光、聂耳……几乎所有支撑起30年代上海辉煌的音乐人都和小红楼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这座红砖洋楼，有说不尽的传奇。

　　比如那首《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4月，聂耳担任百代音乐部主任。这一年在小红楼，他创作出了《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著名歌曲、乐曲。

　　那年春天，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夏衍接手，把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的《风云儿女》，而聂耳则主动要求为主题歌谱曲。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写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上。虽然锡纸被茶水浸过，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他却仿佛从中听到了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底油然而生：他以嘹亮的进军号作为前奏曲的开始，引出高亢激越的呐喊；中间反复唱出叠句“起来！起来！起来！”把歌曲推向高潮；结尾将原稿中的“飞机大炮”改成“炮火”，并在末尾再加一个“进”字，表现一往无前、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势。很快他就完成了曲谱的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在小红楼录制完成。唱片模板至今还保存完好，在《中国唱片厂唱片模板目录》中的编号为A2879。这首歌在当时激励了千百万战士奋勇抗敌。14年后，它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链接）：

　　金城大戏院（今北京东路780 号）

　　即现在的黄浦剧场。　1934 年，金城大戏院由著名设计师赵琛设计、南京世界大戏院经理柳中亮及其弟柳中浩投资建造。约有1800 个座位，以专映国产电影新片著称，被誉为“国片之宫”。1935年，《风云儿女》在此首映，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出。此外，田汉创作的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戏剧《回春之曲》也在这里上演。

　　卡尔登大戏院（黄河路21号）

　　即现在的长江剧场。1923 年2月，卡尔登大戏院由英国商人开设。1935 年～1937 年，这里以演出话剧为主，是进步戏剧的“大本营”。抗战爆发后，京剧大师周信芳在此演出了阿英编剧的《明末遗恨》，弘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1939 年2月，中共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在这里演出了反映“孤岛”人民现实生活的《花溅泪》和《夜上海》。

　　生活书店（福州路384弄复兴里）：

　　1932年7月1日，生活书店在上海创立，由邹韬奋主办。主要宣传进步文化，出版进步书刊，经营范围为销售、出版进步书籍、编印发行各类进步杂志，著名的《抗战》三日刊就在这里出版。因此生活书店被称为中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堡垒。

　　联华影业公司：

　　1930年8月，华北电影公司、民新公司和大中华百合公司等合并而成联华影业公司，汇聚了一批当时最有才华的电影人才，如著名导演孙瑜、费穆、史东山、卜万苍，著名演员阮玲玉、金焰等。公司自成立，就提出“以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联合华资影院，以买外资影院，演中国片以挽利权”为宗旨，拍摄了《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共赴国难》、《狼山喋血记》等一大批抗日题材的纪录片、故事片。

　　“粪车，我们的开路先锋”

　　——文化抗战中的一段逸事

　　芸简

　　汪记“国民政府”在日本主子卵翼下，于1940年4月1日“愚人节”开张后，“主席”汪精卫忽发奇想，吩咐属下在国际饭店2楼孔雀厅大摆宴席，遍发请柬500份，凡沪上名流均位被邀之列，意欲笼络人心。谁知如此盛宴自上午11时始，至下午3时止，仅到嘉宾十余人，且多新闻记者，为“跑新闻”而来，除此之外，便是清一色的汪记“自家人”。汪精卫颇感扫兴，悻悻地问记者道：“上海父老为何如此不给我面子？”记者笑而不答。

　　汪精卫落座主席后，仍不忘大发谬论：“本人回来建立政权，乃为老百姓扫清道路，所以我们都是‘开路先锋’。待和平之路筑成后，老百姓自能安居乐业……”席上其他喽罗亦附和着“主席”讲话，纷纷以“开路先锋”自诩。正当汪精卫们吃得酒酣耳热时，宴会厅里播放起歌曲来，但歌词翻来覆去只有一句：“粪车，我们的开路先锋！”闻者相顾失色，认为这句歌词是对刚才汪“主席”讲话的“莫大讽刺、极端侮辱！”“七十六号”特务头子丁默村更是一路跳着脚直冲位于14楼的播音室。

　　待破门而入，但见空无一人，而唱片仍在唱盘上旋转不已，仍在重复着“粪车，我们的开路先锋！”丁默村这才发现那是张名曰“都会的早晨”的唱片，由当年红极一时的歌影明星周璇演唱。全曲分两面灌制成两段歌词，又分别取名“可厌的早晨”与“可爱的早晨”。其中“可厌的早晨”段首句即为“粪车，我们的开路先锋”，意即黎明时分出现于上海大街小巷的粪车，那辘辘声响扰人美梦，令人生厌。其实，称粪车为“开路先锋”本含揶揄之意，至于盛宴之上“粪车”声不绝，那是因为该句后面的唱片线纹被人用刀子全刮断了。真相大白后，丁默村怕张扬出去被人耻笑，未敢深究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