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穷小子→北大才子→落魄卖肉→成新闻人物→肉店爆棚→用人单位争抢

　　2003年7月30日早晨8时30分，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南300米，“北大才子”陆步轩的“眼镜肉店”。

　　“一斤半，你的！”戴着老式方框大眼镜的陆步轩左手按肉，右手操刀，“哗”的一声划下一块，转过身往电子秤上“啪”地一扔，“好咧！”

　　人声嘈杂。顾客们围在肉店的大案板前，争先恐后地大声招呼陆步轩。陆步轩熟练地切肉、剔骨，忙得满头大汗。妻子陈小英，一个身材微胖的妇人，正用一双油腻的手清点着主顾们递过来的零碎钞票。

　　上午10时，清晨进的500斤肉卖光了。几天来，“北大才子当街卖肉”的消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陆步轩肉店的生意奇好。

　　穷山村里走出“状元郎”

　　7月30日下午，记者来到陆步轩的老家长安区鸣犊镇高寨子村。说起陆步轩，村民们兴致勃勃：“村里考上北大的，十多年来也就他一个。”

　　陆步轩父亲说，陆步轩是吃着窝窝头考上北大的，成绩高出录取线100多分，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

　　1985年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邮递员送来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二天上午，班主任带领老师们亲临祝贺。这是在贫困中挣扎多年的陆步轩一家人最扬眉吐气的时刻，“一家人走路都昂着头”。

　　在陆步轩的相册里，记者看到了一张照片，风华正茂的他站在北大校长楼前，高扬起右手，作出挥舞的姿势，脸上的笑容灿烂。这是他较少暴露在人面前的意气风发的一面。

　　但大学时自由放飞的理想，却遭遇现实的沉重撞击。毕业时，学中文的他被分配回长安县柴油机械配件厂。

　　回了老家的陆步轩就像一条被扔进鱼缸里的鱼。毕业后的十多年里，他多次努力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除了一张北大文凭外，他再无其他资源可以凭借。

　　他曾被工厂的主管上级长安县计划经济贸易委员会借调到机关写材料。陆步轩也曾想方设法调进计经委，但种种努力最终都泡了汤。

　　到1990年代初，陆步轩出来跟着领导办企业，后来干脆自己拉起了装修工程队，结果都失败了。他原来的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

　　落魄江湖卖肉忙

　　1996年，陆步轩和现在的妻子陈小英结了婚，很快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人居无定所，靠开小百货店维持生计。2000年，他们发现韦曲镇农贸市场一带没有肉店，两人合计，开肉店或许可以挣点钱。

　　刚开始卖肉时，陈步轩和陈小英都有些怕，“有时肉刚从屠宰厂送来，热气腾腾的，让人心里发慌。”但很快他们就心安了，一个月下来毛收入有五六千元，果然比开百货店强。

　　2002年8月，陆步轩和陈小英将肉店正式取名为“眼镜肉店”。陆步轩这样解释店名：“眼镜是我的特征，可以和其他卖肉的区别开来，同时也表明我是文化人，做生意不欺客。”

　　两人的生活十分清苦。房子的里间和外间用板子隔开，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放着一张床、两个大冰柜，还有煤气灶、衣柜。这是他们的卧室兼客厅兼厨房。两个孩子没地方住，一直在岳父家寄养着。

　　陆步轩卖起肉来很有一套：“我选肉一是要猪健康。二是必须是送来前一小时屠宰的，宰后无血无毛。另外肉的膘头要薄，运肉的车子要干净。质量上让顾客放心，也决不短斤少两。”

　　陆步轩的回头客越来越多。“你别看韦曲镇这小地方，有100多家肉店。我开肉店虽然时间短，但销量最大。当年我是长安县的高考文科状元，现在我是这里的屠夫状元！”陆步轩颇有些自嘲。

　　陆步轩极少回老家。陆父告诉记者，“步轩每年回一两次，在家里连门也不出，觉得‘没脸见人’。”

　　媒体介入

　　14年的努力没有结果，陆步轩已“只想卖上几年肉，赚点钱过日子”。可突然之间，他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7月下旬，陆步轩的一位高中同学和西安一家电视媒体的记者吃饭时，无意中说起陆步轩的遭遇，于是引来了这家媒体的采访。

　　当地媒体的报道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周的时间，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纷至沓来，眼镜肉店开始热闹非凡。

　　几天来，最常见的场面是：几台摄像机架在不到10平方米的里间，雪亮的灯光把狭小的房间烘得像个蒸笼。陆步轩嘴巴不停地讲，额头上爬满汗珠。配合着记者，陆步轩一会儿在屋外，一会儿在屋里，不断地变换位置和姿势。

　　7月30日上午10时，陆步轩卖肉还没忙完，已经有四五个记者等候在里间了。采访中，陈小英不时进来打岔：“又有记者来啦！”陆步轩不停地进出，他拿在手中的一瓶啤酒，喝到中午也只喝了三分之一。

　　由于来访的媒体太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陆步轩开始用一些话来应付记者：“你们来坐一坐就行了，不要再问这问那了。这涉及到很多人和事，咱还要在这里混，一些话说得不好，许多人会给我使绊的。”

　　许多人专门从西安过来看他。7月30日上午9时左右，家住西安的任老太太坐公共汽车赶来买肉，但老太太买过后并不就走，站在店门口饶有兴味地看他忙碌，一直看了一个钟头。

　　卖肉生意辛苦，陆步轩没空看电视、读报和上网，对于社会舆论，他看得很开。“各人有各人的观点，有人称赞自然有人反对，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一点上，陆步轩颇有北大遗风。

　　时来运转

　　陆步轩一夜成了新闻人物。7月31日上午，陆步轩很高兴地告诉记者：“这两天手机几乎被打爆了，几分钟一个电话。已经有100多家省内外的单位想让我过去工作呢！”

　　床上的一个塑料文件袋里，全是记者和企业单位的名片；一个皱巴巴的联系本上，有四五页都是这些单位联系人的电话。

　　陕西的一个县级市和西安一个中学生作文编辑部更是派人“三顾茅庐”，盛邀陆步轩到他们那儿工作。

　　接连不断的好消息把陆步轩乐坏了。他向记者感慨，“瞎折腾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卖肉的，没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几篇报道就把我的命运给改变了。”

　　更令陆步轩吃惊的是区有关部门的态度转变。

　　7月30日上午9时30分，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陆步轩的店外。区人事部门一位负责人瞅了个空闲，把他叫到轿车里谈了十多分钟。回到店里，陆告诉记者，“区上说，我想到哪个单位，可以由组织上出面安排。”

　　这位负责人还“责怪”陆，为何去不找他？陆步轩回答，这么多年一直在找，可都不管用啊。

　　陆步轩一心想离开这个地方。“我这件事实际上影响了长安区的形象，将来有人给我穿小鞋怎么办？”他答复这位负责人：“让我再考虑考虑。”

　　高兴过了头？

　　但没过多久，陆步轩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100多家单位中有许多是外地的，一半以上是企业，一些还是民营企业。对于这些单位，陆步轩不想考虑，“我是国家统分下来的，比较注重名分。再说现在年纪大了，拖家带口的，到外地或者到企业去重新开始，显然不现实。”

　　西安一所大学的人事处长曾专门前来邀请他到这所大学任教。陆步轩很感兴趣，兴冲冲地联系后发现，原来这只是处长“自己的意思”，还没向校领导汇报呢。

　　经过筛选和初步联系，陆步轩很沮丧地发现，许多单位并没有真正要他的意思，只是想借机炒作一番，真正想要他的不过区区三五家。

　　某市的人事部门有关负责人三番五次和陆步轩接触。7月30日中午，陆步轩满怀希望，和最初报道他的当地电视台记者一同前往兴平，准备跟市领导面谈，“顺利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回”。

　　一下午都没消息。晚上9时许，记者才在陆的亲戚家中见到他。陆步轩又累又饿，说：“和市领导见了面，可能是记者提的问题让他不高兴，没谈几句他就说开会去了。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见到人。”

　　和外地的单位联系没有进展，陆步轩又想到了区上。7月31日上午，区委办一位负责人说，区领导仍然希望他留在区上工作，城建局、土地局、交通局“由他选”。

　　陆步轩一心想离开的念头动摇了。“在区上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也不错，事业编制问题解决了，同时肉店也可以继续开下去，钱照赚不误。既然区上领导挺同情我的，以后应该不会有人来为难我。”

　　新的机会

　　正当陆步轩准备退居长安，新的机会又来了。

　　陆步轩的遭遇得到陕西省委一位热心人的关注和同情，建议他“干脆不要再在长安呆了，离开这个伤心地”，并表示帮忙“打招呼”，将他调到西安某高校工作。

　　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好消息和坏消息不断传来。陆步轩反复权衡，精神上一直处于焦灼状态，脾气也大了。8月4日早上，陆步轩正在卖肉，陈小英翻出一张刊登他照片的报纸和他开玩笑，他竟然当着顾客的面和她吵了起来。

　　陆步轩的想法很现实：“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重新捡起书本虽然有信心，但的确不容易。去西安精神压力小，但工作和生活压力会大一些。留在长安也不错，找份安稳的工作，把肉店开下去，一家人安心地过日子。”

　　几天来，舆论压力颇大的长安区人事部门仍然在做陆步轩的工作。他们几次来到“眼镜”肉店，没能见上陆，便给陈小英留下电话，让陆步轩回来后“尽快和他们联系”。

　　8月4日上午，陆步轩刚忙完，终于有好消息传来。在省委这位热心人的穿针引线下，西安那所大学已经“初步同意接收他”。陆步轩擦了擦手，点起一支烟，在店门口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陆步轩热切期望新工作能早点确定下来。4年的北大学习和14年的折腾都没有改变他的命运，陆步轩知道，这次是他改变人生的最佳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