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一致原则

　　联合国成立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一理想主义原则在付诸实施时，基础还是大国间的合作。因此，联合国相比于国联，更加讲求大国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集中表现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上。

　　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40个中小国家对于大国的否决权强烈批评，但在最后的逐项表决中，会议还是勉强通过了这一条款。

　　在激烈争执的时候，杜鲁门曾经指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国务卿退丁纽斯，“若没有这样的否决权，任何协议将不能被参议院通过”。这是联合国在制度方面为保护大国利益所做的设计，从而避免了国联没有被美国加入的覆辙。

　　深究否决权问题，可以发现这其实实现了“大国一致”这一高难度政治平衡目标。国联的最终崩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大国矛盾无法解决而导致，否决权却使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否决权被学者称为“安全阀”的原因，也是联合国相比国联的历史性进步。

　　在联合国设计之初，罗斯福总统曾设想这是一个能够“保障50年世界和平的组织”。时至今日，联合国已经走过了60年历史，从总体而言，已经超额完成了罗斯福提出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得失

　　1943年，联合国进入实质性的草创阶段时，也是中国外交史上成果颇为丰硕的一年，首先表现在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上。

　　中国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首先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开始提出。至1928年，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进行至1943年，中国已经独立支撑了全面抗战达六年之久。罗斯福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

　　正是因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在盟国中的地位骤增。为推促蒋介石坚持抗战并使中国在亚洲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在1942年10月10日宣布，将通过谈判废除美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包括所有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罗斯福总统同时说服英国也这样做，除香港问题外废除全部在华不平等条约。这一举动通过在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同中国签订的条约而正式被肯定下来。

　　1943年的莫斯科会议，在美国的坚持下，正式确立了中国在盟国中的大国地位。

　　在中国代表团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蒋介石曾向中国代表顾维钧指示两条：第一，促进会议取得成功，我们所有建议都应服从于这个总方针；第二，努力改善同苏俄代表的关系。

　　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七项补充建议，经讨论，英美接受以下三点：

　　第一，处理国际争端应注重国际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

　　第二，国际公法的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

　　第三，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

　　这些补充建议被称为“中国建议”，写入《联合国宪章》，被认为是中国对联合国成立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本文参考了《顾维钧回忆录》、《联合国五十年》等著作。并感谢后者的作者李铁城教授的帮助)

　　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初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历程充满了艰难，但最后的通过，却顺利得连北京都感到突然，有些措手不及

　　★ 本刊记者/朱雨晨

　　“好像回到了盛唐时代的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之女顾菊珍这样评价，她指的是乔冠华代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的第一次发言，时间是1971年11月15日。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历程充满了艰难，但最后的通过，却顺利得连北京方面都感到突然，有些措手不及。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2578号议案，台湾代表发表声明之后退出联合国。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正准备结束对中国的第二次秘密访问。这一消息已经在联合国内部传开，据史料记载，很多美国的盟国得知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之后，有种被美国欺骗的感觉，因此干脆转为投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赞成票。投票结果是76票赞成，36票反对，17票弃权。

　　消息传来，正是基辛格启程之时。周恩来只把喜讯告诉了乔冠华，但是对基辛格保密。据说这一做法和周恩来的厚道为人有关，不想让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难堪。

　　但是在送行的路上，同车的乔冠华还是忍不住问基辛格：“您认为今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席位吗？”

　　基辛格回答说，大概得再等一年，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应该差不多。

　　“我看不见得吧。”乔冠华仰天长笑。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之后，时任秘书长的吴丹第一时间发来邀请函，询问中国是否组团参加26届联大。

　　中国外交部方面却感到踌躇，因为此前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基辛格的接待工作上，多数人倾向于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暂不派团参加。但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且说了这句名言：“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于是，就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代表团的第一次出使联合国。闭关锁国已久，中国代表们一时尚无法习惯国际生活中的很多细则惯例。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作为代表团的翻译，都没有给小费的准备，因此遭过白眼。

　　11月15日，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场面令人震动，共有57个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登台发言致辞欢迎，用时近6个小时。智利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匈牙利代表团长竟然用中文说2578号决议“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之后，是乔冠华的著名发言。

　　在重返之初，中国尚处在文革的创痛之中。极左思维在大陆仍有很大影响力。所以中国代表团也未能幸免。

　　据联合国历史研究专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李铁城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国在重返联合国之初的发言，往往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很大差异，显得曲高和寡。

　　最有趣的，是中国发明了“第五种投票方式”。理论上，联合国代表在投票时应该只有三种方式：赞同、反对和弃权。从旧金山制宪大会开始，针对《联合国宪章》中的否决权条款，有了第四种方式：不参加表决以示不满。

　　中国的第五种方式，是参加表决，但是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和弃权，就是静坐不投。李教授说，这种静坐方式初始于某一中东问题的表决，其具体时间、条款编号，和中国代表静默持续时间已不可考。

　　“第五种方式”持续到80年代初就不再使用，使用总数待考，大约不足30次。

　　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袁士槟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最早被招聘进入联合国的大陆人之一。 袁记得，当时联合国的工资是每天195美元。但是中国政府规定这些钱是必须交给国家的，国家发给工作人员每天5美元的餐费，如果坐车上班，可以凭着当天的公共汽车票报销来回各1美元。但是国家提供工作人员在纽约的住房等。世界上苏联曾经实行过这样的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取消了。而且，中国人在当时，下了班就回住处，是哪也不去的，以免招惹事非。

　　中国的这种状况直到1989年之后才开始改变，现在在联合国的中国雇员可以自由支配联合国工资，并且可以将家属接到纽约一起生活。

　　袁士槟回忆说：“以前很多会议中国代表往往都不去参加。还是因为极左的思维，有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以认为那些会都没用，根本没必要去。而且发言也是个问题。”袁后来出任过中国政府驻联合国的新闻发言人，他记得，刚到联合国时，“上面还不愿意你去见记者。如果我说了一句话出纰漏，大使是要负责的，所以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种状况，直到1979年后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