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本报昨日在广州新闻中推出专题报道《广州火车站:22年乱与治》，指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20多年来，为整治广州火车站治安问题，历届广东省、广州市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甚至有省委书记亲自微服私访火车站，以求了解真实情况。其态度不可谓不认真、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在历次“重典治乱”的铁腕出击中，也有大量犯罪团伙覆灭，犯罪分子伏法。然而如此整顿过后仍旧故态复萌，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等等犯罪手法还是层出不穷。短期的严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治安问题久拖不决，很容易鼓励犯罪升级。如今，广州火车站治安问题发展的最新趋势是——原本零散的犯罪行为逐渐向有组织犯罪蜕变，许多地方表面上是治安混乱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有黑社会性质势力在暗中起作用。目前活跃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党派”众多，背包党、砍手党、黄牛党、住店党……不一而足，据估计大约有3000多名歹徒经常活跃在此，火车站附近黑恶势力的形成令人触目惊心。政府对广州火车站治安问题屡用重典却屡打不灭，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担忧。欲彻底解决广东治安问题，必须要建立对付有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

　　平心而论，广州火车站的问题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严打措施所能够解决得了的了。随着涉入广州火车站的各种势力日趋复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逐步兴起，广州火车站事实上凝聚了整个社会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如:贫富差距拉大，边缘阶层心理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周边不安定势力涌入广州；政府公权力缺位，恶势力填补权力真空等等，都对火车站问题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因素有些并不是广东等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有些甚至是这个时代所避免不了的。单纯把责任归结为警方办事能力不够，并无助于我们认清问题的本质。

　　但无论如何，广州火车站至少现在还并不是广州的“癌细胞”。因为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特别是广东目前的黑恶势力还处在刚刚兴起之时，我们还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自身制度、特别是执法制度上的完善而抑制有组织犯罪问题的继续恶化。

　　之所以提到制度完善的问题，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只要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坐大，其背后一定存在“保护伞”。从一些已经揭露出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看，为其撑起“保护伞”的多是执法人员。因为这些执法人员站在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作斗争的第一线，最容易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拉拢、贿赂的对象。2000年，黄牛党背后的保护人现形，就是当时的一名执法人员，事发后被判有期徒刑4年。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每次要整治火车站周边的“野鸡车”拉客现象，几乎都无功而返，“野鸡车”往往在执法人员到来之前就呼啸而去。这种整齐划一的脱逃背后说明的是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即使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执法人员，在长期消除不了黑恶势力的时候，也显得无可奈何。一名执法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巡逻时即使是一个水果摊也不能随便动。“能在火车站这块地盘上混饭吃的，都不是等闲之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解决广州火车站的问题，建立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就必须有目的地坚决深挖有组织犯罪的后台和“保护伞”，防止黑白合流。为做到这一点，警员问责制度的建立、奖惩措施的落力执行、市民与警务人员的沟通、财产申报制度的严格化、提高警务人员及执法人员的阳光待遇，这些针对公务员内部的配套措施必须出台。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州火车站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为简单的治安问题，并加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