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要求“重典治乱”

　　2000年春夏之交李长春曾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指出对“越是犯罪突出的治安混乱地区，越要体现重典治乱”。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对广州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极为重视，2000年春夏之交以来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并多次作出指示，要求全面整治火车站治安，并指出对“越是犯罪突出的治安混乱地区，越要体现重典治乱”。

　　2000年5月25日，一个彻底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实施方案，在广州市市长办公会议上最后敲定。这一整治方案是由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方案最大的特点在于加强管理，疏散和减少人流车流，以弥补火车站空间容量严重不足的客观缺陷。同时进行公话整治，取消人工代办电话，全部实施IC卡式电话、投币电话，根据需要新建公用电话廊，并会同铁路部门设立零钞兑换点，为旅客服务。整治拉客现象，要求旅游服务管理部恢复西广场北面广之旅大厦一楼的旅业介绍所，统一旅业介绍管理。

　　2000年5月30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陈绍基对广州火车站整治工作提出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2000年6月13日时任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的黄华华到广州火车站检查整治工作。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治安形势有所好转。200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当年5至6月广州火车站刑事案件、“双抢”案件较3至4月分别下降了50.5％和77.4％。

　　“背包党”独霸一方

　　到2003年底，多个帮派的野鸡车站点被“××华”打垮，“背包党”公司成立，占下了拉客市场80％的份额。

　　经过2000年的连续整治，火车站地区治安情况渐渐好转。2001年4月，一场“严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01年8月，广州宣布开展针对广州火车站的第二阶段整治，计划2003年9月30日完成。

　　其中，2001年4月的全国“严打”是自198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目标首当其冲就是打击黑恶势力。控制火车站拉客市场的周广龙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

　　但拉客团伙并未就此消失。据多名知情者透露，整个“市场”重新洗牌，有了五大帮派，各有一帮拉客团伙，车辆停靠各自区域：“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帮”和“刘老四帮”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据多名知情者介绍，各帮派经过近1年竞争后，“背包党”幕后老板“××华”介入了火车站的帮派之争。

　　一名自称与“××华”相熟的A先生称，从2000年起，“××华”在矿泉街瑶台村开娱乐城，多年来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开设赌场。在打击其他赌场的过程中，“××华”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和关系网。

　　A先生说，“××华”名声渐响，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2002年8月份，“××华”受郑老五之托插手野鸡车团伙，指使马仔“××斌”带领100多号人把走马岗的车场砸掉，占为己有。2002年11月份，“××华”指使马仔争夺沙涌南野鸡车站点，打伤多人。

　　到2003年底，多个帮派的野鸡车站点被“××华”打垮，拉客团伙只能转而给“××华”拉客。同时“××华”派打手盯住拉客仔，不准其将客拉给其他团伙。就这样“背包党”公司成立了，“××华”团伙占下了拉客市场80％的份额，此外只有几个小帮派在小规模运营。

　　“背包党”概念逐渐突破原有拉客团伙概念，逐渐涉足通过假发票假车票行骗等犯罪领域。本报曾作报道，2003年起，有数百人背着装有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等物的背包，整日游荡在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替关系车辆和旅馆拉客。

　　“背包党”团伙暴力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据“背包党”成员称，强奸、抢劫、贩卖人口时有发生，致乘客死亡的事件也有发生。据警方公布资料介绍，2004年5月14日，野鸡车甩客时将一女子推下正在行驶的汽车，致该女子头部着地昏迷，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2004年11月凌晨，在广州火车站，上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近日有举报人称，“背包党”规模已达两三千人。2005年9月，广州铁路公安处副处长陈建宏对南方日报记者说，“背包党”规模在800人左右。

　　“背包党”为何难以受到有效打击，“背包党”内部人员称，政府部门行动前，他们都会接到通知，甚至有时执法人员在他们全部撤离后才赶到现场。

　　老骗术推陈出新

　　“固话黑公话”变成了“手机黑公话”，炒票团伙改为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票，非典时期利用填健康证行骗。

　　在“背包党”犯罪领域逐渐扩大的同时，火车站广场上的其他犯罪形式也在渐生变异。

　　广场上的流动档口少了，固话黑公话有所减少，只能“寄居”档口，生存至今。从调查来看，这些档口大多为潮汕人所开，附近执勤保安称经营固话黑公话的为“潮汕帮”。本报曾报道，2005年1月15日，22岁的赵笃成在火车站周边打公用电话，打9分钟市内电话要收27元钱。赵笃成与黑公话档主论理，激怒之下3刀将对方捅死，后被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2年以后，手机逐渐普及，“黑公话”有了新的发展——手机黑公话。一些男女手持手机，一手举着公用电话的牌子，在火车站广场来回穿梭。据警方透露，这些人大多为“四川帮”，索要高价话费并非赚钱的主要途径，而是靠诈骗抢劫，通过安排骗子同伙接听电话，假称旅客亲友的朋友，代替有事不能来的旅客亲友来接旅客，骗取旅客信任后，骗走行李、财物、信用卡等。

　　2005年7月18日警方就摧毁了这样一个特大抢劫、敲诈、诈骗团伙，成员13人，多年来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

　　随着铁路部门对车票管理的科学化，炒票团伙纷纷转向制售假票上来。这些团伙多为“湖南帮”，团伙之间未发生大的恶性打斗事件。“潮汕帮”已基本退出市场，改作假币生意。

　　“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火车票。2003年初，铁路警方曾表示，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抓到大肚子的、带小孩的和揣药片的，抓也不是，放也不是。

　　其他骗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据警方公布资料，2001年骗子们合演骗局，故意丢下一团用袜子包裹的钱，另一人当着目标人的面快速捡起钱，称见者有份大家平分，当目标人上钩后将其带到没人的地方进行抢劫。这种“拾物平分”诈骗方式持续了3年。

　　2003年骗子们又利用非典时期办理健康卡之机行骗，骗取填表费，偷看电话号码骗亲友，或是趁填表混水摸鱼盗窃。这种骗术至今仍很常见，一遇疫情就会复生。

　　2005年6月份，骗子又利用广州火车站施工改造和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导致铁路中断为借口，假称帮助验票和剪票为名骗取旅客手中的车票，或假冒车站工作人员以检查车票为名，用假票或过期车票调换旅客手中的真票，甚至是散布铁路爆炸、洪水冲断停运等谎言，欺骗旅客改乘汽车并骗取或低价收购旅客手中的车票。

　　据警方公布数据，2005年7月1日至20日，广州铁路公安局共破获刑事案件2100余起，其中诈骗案件约占四成，最严重一次旅客被骗走信用卡及现金47000元。

　　今夏砸出第二记重拳

　　7月1日，铁道部派员进驻广州火车站整顿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警方当时透露，“四川帮”、“湖南帮”已侦破，而“河南帮”也在瓦解之中。

　　2000年开始的数次整治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些骗术渐渐浮出水面，危害也越来越大。到2002年时，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盗窃抢劫又慢慢多了起来，通过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广州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抢劫犯猖獗，吸毒者目中无人。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2005年初，铁道部、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2005年7月1日，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特别指派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助理张建祥，率领一支由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精干强将们组成的特别行动队，进驻广州火车站，联手广铁公安500警力，共同整顿广州车站站区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崔处长表示，长期活跃在火车站出站口一带的“四川帮”、“湖南帮”已相继被侦破，而“河南帮”也在瓦解之中。据悉，“四川帮”主要以偷听、窥视接站人的谈话和电话，然后抢先接人进行诈骗。“湖南帮”则多以假冒军人帮人买票实施诈骗，而“河南帮”则以认老乡等方式来进行敲诈勒索。

　　9月，本报等媒体对“背包党”内幕进行集中报道后，警方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行动，目前火车站已鲜见“背包党”身影，火车站治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