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是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它使政府能够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须、而又由政府提供才具有相对优势的某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首次听证会，就把现行个税工薪所得的减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500元是否合适，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初步遴选产生的20位代表，有一半提出1500元个税起征点还应提高。外界舆论也普遍认为，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500元是不够的，提高到2000元可能比较合适。

　　这种民意，其实是合乎1993年《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意图的。当时，在全部就业者中，月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为1%左右。也就是说，普通工薪阶层，基本上豁免于个人所得税。当初开征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意图，似乎是实现追求社会公正，对少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行二次再分配。

　　考虑到这一立法意图，很显然，现在个人所得税的工薪减除标准，应当在800元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而不应像有关部门所提议的那样仅仅提高到1500元。假如提高幅度过低，就难以避免个人所得税目前的窘境：本来以公平为主要目标的税种，最终却让普通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

　　事实是，只要个人所得税的工薪减除标准比较低，从而在理论上将大多数工薪收入者纳入其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工薪阶层出大头。原因非常简单，在目前的金融、信用及社会交易习惯背景下，那些主要不依靠固定月薪收入的高收入者，具有避税的天然优势。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形态恰好适用于税务部门采用代扣代缴制度，把应收税款一网打尽。

　　较大幅度地提高起征点，至少有一个好处：不管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能否收缴上来，但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却会有所降低。那些收入刚够维持生活的工薪阶层，也许不再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这样，在目前的征管制度上，即使个人所得税无法起到有效地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的作用，但至少不会逆向调节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额外地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将是，政府得自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有可能出现下滑。最近几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速度非常快，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但是，假如带来这种财政收入增长的主体是中低收入者，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不可取的，因而，是应当予以改变的。政府不应当无原则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假如个人所得税当初的主要立法意图就是调节收入差距，那么，税务部门就不应当以担心影响财政收入为理由，而盲目坚持一种已被严重扭曲了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

　　这种税制的扭曲，表现为财政多赢通吃，而民众负担加重。中国的税制以流转税为主。那么，理论上，个人所得税本来就不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税种。但在流转税已然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同样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政府可能需要作出选择：一个选择是，坚持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安排，普遍地让工薪阶层纳税，使个人所得税成为更为重要的税种。此时，政府就应当调整其他税种，从别的方面降低民众的税负。另一个选择是，继续以流转税为主，那就应当调整个人所得税安排，减轻民众在这方面的税负。

　　总之，个人所得税，以至于整个税制的安排，不应当仅仅有利于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也应当认真考虑纳税人的权利和利益。尽管政府宣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绝不因为税收最终将用之于民，因而就可以说，取之于民，多多益善。政府的财政收入需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应该由纳税人来决定。

　　这也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此次听证会的宪政意义所在。不管听证的最终结果如何，重要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税收领域引入听证这种具有一定民主价值的程序。从法治的角度看，税不是政府借助于其权力向人民征收的，而是人民授予政府的，以使政府能够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须、而又由政府提供才具有相对优势的某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因此，个人所得税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工薪减除标准究竟应当是多少，税率应当如何设计，都应倾听纳税人的声音，而不能仅仅由税务机关自行决定。税务机关天然地具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倾向，若不由人民的代表来予以控制和约束，就容易使税政偏离民意。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本次听证只讨论一个问题。然而，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问题，所在多有。比如起征点是否要全国统一，起征点是否应该随着经济发展而适时作出调整，征税能否以家庭收入为单位、考虑负担人口数和基本生活费标准，等等。民众对此议论纷纷，全国人大似应考虑，将这些方面的民意也吸收到立法中。因为，就这些问题继续举行听证会，实有必要。

　　进一步而言，其他税种的改革，尤其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亦可举行更大范围的听证会。这一税种牵涉面极广，且对经济增长影响深远，仅由税务机关主导此项重要改革，似显轻率。这么重要的改革，需要立法者深入了解各方面的诉求和意见，以使改革后的税制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且可长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