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索赔四处碰壁

　　梁宏贤被捕之后，受害学生的家长们一直沉浸在愤怒与愧疚之中。

　　张婷立的爸爸张正延说，他下地回晚了，都是张婷立自己做饭。女儿的乖巧让他感到十分安慰。没想到上了一年级后，女儿就有所改变，每天不知道想些什么，饭也不做。他当时还有点生气，觉得女儿变懒了。其实事情早有征兆，家长们都没有注意。他们都觉得把孩子送到学校是最安全的，老师是最可信任的。

　　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何洁躺在床上一个劲说下面痛，问她怎么回事却不答。张玉不以为意，以为是上火的东西吃多了。二年级有一段时间，何洁脸色发青，还不肯吃东西，张玉带她到医院检查。由于没想到要检查妇科，于是没查出任何问题来。刘烟茵也有同样的问题，妈妈在给她洗澡时发现下身红肿，以为是发炎，还骂她“成天买那些火气大的零食吃，吃出毛病来了吧？”甚至有一位家长发现女儿的内裤上有白色粘液，带去卫生院检查，同样因为“没想到”，什么也查不出来。案发后才想起来，可能是精液。但内裤已经洗过了，无法成为证据。

　　现在回想，一桩桩一件件都浮出脑海，家长们不约而同垂首流泪。

　　案发后，事情似乎就与受害学生无关了。家长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当着女儿的面谈论这个话题，同时又十分注意女儿最新的心态，提心吊胆，生怕女儿会想不开。

　　与此同时，闲言碎语飞快地传播开来，悲剧也如涟漪，一圈圈地放大。有一次，同村的人跑过来问吴小兰爸爸:听说那垌小学在选美啊？类似的闲话把一肚子火的吴父惹急了，几次跟人吵架。正月十五的晚上，他在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

　　家长们都面临了同一个难题:想给孩子另找个地方上学，但是，没有钱。失去了家里主要劳动力的赵蕊家，更是无比为难。他们都是纯粹的农民，除了种点蔬菜和甘蔗赚取一年一到两千元的收入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他们现在只有逼着女儿在异样的眼光注视下回到那垌小学上课。

　　为了得到赔偿，他们一起到城里去找各个部门讨说法，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负责的单位。教育局、司法局、妇联，都找了个遍，没有任何有效的回应。在兴宁区司法局参与的一个学校与家长的协调会上，一位干部说:“你们把梁宏贤告到枪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还不是拿不到钱？”在南宁市法律援助中心，一个副主任在材料送达后两个月，在家长们的催促下才看了材料。看到精神赔偿请求是5万元，说:“你们想靠这个发财啊？”

　　四处碰壁之下，律师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家长们找了好几个律师，可收费都太贵了，他们负担不起。而且律师们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可以争到赔偿，有的却认为法律不支持。正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受害女生江灵的家长江福民辗转托人找到了名律师张树国。张树国也是为人父之人，听了之后十分同情，加上多年来一直关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他决定免费为5名受害女生代理此案的附带民事诉讼。至10月14日，共9名受害者委托张树国代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