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膜:“特殊的物质”？

　　身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张树国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他接过的类似案件中，受害者往往不能得到合理的赔偿。“就因为《刑事诉讼法》里的两个字:物质。”张树国说。

　　《刑事诉讼法》第77条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张树国打了个比方:你养的猪被人砍了一只猪蹄，那你有权提出赔偿，但如果你被“砍手党”砍了一只手，却往往得不到赔偿。《刑事诉讼法》里的这条规定，造成了实际上的“人不如猪”的情况。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2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也规定: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两条规定更是将请求精神赔偿的路径堵死。这样造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状况: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法院应当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在民事侵权之外增加了刑事犯罪的因素，受害人的权益反而得不到赔偿和保护了。

　　张树国认为，以上两条司法解释否认刑事犯罪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将一个完整的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人为割裂开来，限制了公民合法民事权利的行使，为全面构建人权保护制度设置了障碍。在现行法条修改之前，只有从对“物质”的定义着手突破。人是不是“物质”？人的一部分是不是“物质”？这种“特殊物质”遭到破坏，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顺着这一思路，提出了处女膜损害赔偿20万元的诉讼请求。

　　20万元这个定价，张树国的理由是:处女膜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一旦遭到破坏，便是不可修复的，即使可以动手术修复这层膜，也无法把破碎的生活修复完整。而且这些受害者的家庭生活困难，根本无力摆脱现处的生活环境，这也意味着她们将难以对抗世俗的压力，永远生活在噩梦里。所以，这个“物质”要么无法定价，若真要赔，就应该是个“天价”。

　　今年早些时候在重庆发生的一起强奸幼女案件中，12岁的被害人玲子提出了处女膜修补费用1万元的请求，最终没有得到法庭支持。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出现的法律瓶颈，法律界的讨论早已有之，相关的修改建议并不鲜见。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提出最多的一种意见。

　　张树国说，他提出比较罕见的赔偿请求，根本目的是希望借此推动法条修改，让在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与抚慰。

　　记者问受害学生家长:假如能够拿到赔偿，你们会怎么花这笔钱呢？比较集中的答案是:给孩子换个学校。但他们的目光中，没有过多的期望。

　　(为保护受害人，文中受害人及家长名字均为化名)

　　采写　本报记者　谭人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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