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右腿上了石膏，打了绷带，坐在公路边的一片废墟上，看着车来车往。
“你的父母呢？”记者问她。听不懂记者在说什么，她眨巴着大眼睛，不出声。
“妈妈！”记者说了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发音的词汇，小女孩哭起来了
□本报特派记者 郭力 发自伊斯兰堡
专题摄影本报记者袁环
从天堂到地狱，只相隔短短一分钟。
巴拉考特曾经山清水秀，富人们乐于在这里修建他们的别墅，它甚至因其繁华而被称为“小巴黎”，然而它现在与“ 死亡”、“伤痛”、“折磨”这些词汇更为密切相关。这里是10月8日南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废墟上的搜救
10月13日，震后第5天。“你现在在这儿已经找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了。”中国救援队队长赵和平说。巴拉考特三分之一的人死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初步的估计数字是，当地总共45000人中，有15000人死亡，25000人受伤，2000人下落不明。
赵和平站在巴拉考特镇外围的一片溪滩上，面色阴郁而憔悴。走过去几步就是中国救援队的营地，一共12顶帐篷： 2顶办公用，2顶做医疗病房，剩下8顶供队员休息。
在3天前从北京飞到巴基斯坦来之后，赵和平和他的48名队员，连同6条搜救犬，就驻扎在这片溪滩上。占了最早到达巴拉考特灾区的“地利”，中国救援队圈下了这片附近最开阔最平整的溪滩，距离巴拉考特镇大约800米。而在他们的营地四周，驻扎了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巴基斯坦两个旅的军队和各国的救援队。
刘刚，搜救队员，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救援。上午11点，当地人通过巴基斯坦军队向中国救援队报信，某片废墟中好像有幸存者的动静。刘刚和他的队友抄起电锯、生命探测仪和能顶起最多60吨重物体的气囊，牵上拉布拉多犬，就跑向巴拉考特镇，但挖了一下午，还是一无所获。
对于这次搜救行动的细节，队员们都不愿意多说，整整3天的搜救让人十分疲惫。38岁的医疗分队负责人、在联合国和欧洲都受过SOS急救培训的彭碧波医生说，“没有救到活人就等于没有搜救。”
下午5点左右，搜救队终于决定放弃，从镇上返回营地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气温从中午的近30度骤降到10 度以下。装满赈灾品的车队向巴拉考特镇北面的山区开进，两辆救护车则闪着警示灯从山里急速开出，和赈灾车队擦身而过。记者看到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右腿上了石膏，打了绷带，坐在公路边的一片废墟上，看着车来车往。
“你的父母呢？”记者问她。听不懂记者在说什么，她眨巴着大眼睛，不出声。
“妈妈！”记者说了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发音的词汇，小女孩哭起来了。
巴拉考特镇位于巴基斯坦首都西北180公里，正好处在这次地震的断裂带上，几近全毁。小镇的南面一条深溪奔腾而过，镇北面就是绵延的山区。山区里零星的小村庄，目前只是从直升飞机上看到伤亡惨重，至于具体情况，谁都没有进去看过。大地震已经过去了5天，但余震时有发生，气温已经逼近0度。站在公路边，灾民们身上的毛毡无法抵挡寒气，他们最后还是钻回了倒塌的房屋废墟的空隙中。“那里挡风，暖和。”他们说。
“最出色的救援队”
中国救援队于10月11日下午6点左右到达巴拉考特地区，是最早到达的国际救援队。在距目的地还有4公里时，车队因为山体滑坡受阻。8名搜救队员步行首先进入灾区现场，立即根据当地百姓提供的信息展开援救，2个小时后救出了第 1名幸存者，第二天又救出2名。以这样的成绩，中国担任了整个地区的国际救援的协调员。每天晚上，各国救援队和巴基斯坦军方的代表都会聚集在中国救援队的办公帐篷中，汇报当天的救援情况，协调第二天的任务。
13日晚上7点整，阿塞拜疆、阿联酋、黎巴嫩、波兰和西班牙救援队的代表陆续来到协调会场，法国、日本和韩国的代表这天则没有出席。
其实前一天的协调会，已经宣布停止对幸存者的全面搜救工作，因为已经是震后第4天。“地震援救的72小时黄金时间已过，找到幸存者的机会微乎其微。”赵队长说。但是因为波兰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今天刚刚抵达巴拉考特灾区，中国救援队新闻官黄建发还是特别向他们通报了这个决定。
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在帐篷外合影留念。黄建发和巴军方代表阿里单独开了个小会。“巴军队对地震救灾没有经验， ”黄建发说，“我们在会议上就对巴军队的工作表示感谢，会议下才把各国救援队的14条意见反映给他们。”
在赵和平队长看来，由中国救援队来担任这样的协调员角色，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肯定”。
“美联社的记者也说我们是最出色的。”他说。
而他的队员们更多的还是为救出3名幸存者感到兴奋。记者刚坐下，他们就聊起了找到第1名幸存者时的情景。
“我顺着空隙一点点往里蹭，终于看到了那个妇女，她的腿被压住了，她的孩子的尸体就在旁边。”中国救援队队员朱高德说，“我正要拉她，余光瞟到了另一双眼睛，再抬头一看，老天爷，一具男尸，和我脸对着脸！”
队员们事后得知，那是她的丈夫。屋子倒塌的一刹那，丈夫用自己的身体，给妻子撑起了那一点点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空间。
这样的闲聊，从到达灾区以来，为数并不多。对于中国救援队的队员们来说，现在才终于有了一点时间回味3天来的工作。“一忙起来，哪里还会去多想什么。”封耀辉医生说话时依然还有学生的腼腆，“救人是我们平时训练的唯一内容，而到了灾区，就差不多变成了本能。”
“救出人来，周围的巴基斯坦百姓啪啪啪地鼓掌的时候，那感觉真棒！”姜川医生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晚上9点，和中国救援队一样，其他的救援组织也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开始安顿下来，埋锅造饭。
而不远处的巴拉考特，那座废墟之城，连同更远处的连绵高山，都淹没在了黑暗中。城镇里、山坡上，隐约可见的星星点点，是灾民们点起的篝火。这些大难之后的幸存者们要在寒风中靠着这堆篝火，熬过又一个夜晚。而在他们身下的断壁残垣中，还有他们死去的亲人。
一座已经完全坍塌的清真寺旁，铺着一张新地毯。一位中年男子正在祈祷，跪拜如仪。
在一片新坟当中，另一位男子仍然跪着，默默无语。他是当地小学的老师，这里埋葬的是他的学生。在此次地震中，孩子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巴拉考特坍塌的三所学校中，1500名学生罕有幸存，他的学生就在其中。
深夜11点，气温已降到0度以下，大风几乎要把中国救援队的帐篷掀翻了。
军队成为临时政府
志愿者夏尔刚过20岁，卷发，眼睛深邃，瘦高。他是巴基斯坦哈利普尔市一所当地大学的大一学生。他和中国救援队差不多同时到达巴拉考特地区，看见中国救援队开始扎营，他就来帮手。第一天晚上，他露宿公路边，第二天一早又来到中国救援队，说自己可以帮忙做翻译，于是就留了下来。在他眼里，中国救援队的队员们都“很宽容”，“很有同情心”。
他干脆向记者学起了中文：手、脚、胸口、疼、很疼……并且学得很快，因为他发现这些词在帮助伤者和中国医生沟通病情方面很有用。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想到来灾区做志愿者时，“真主安拉告诉我们要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他说。
抱着他这样想法的当地志愿者，在伊斯兰堡，在巴拉考特，在巴控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在医院和墓地，随处可见。有很多志愿者，步行十几公里山路，头顶肩扛，将一包包衣服、食品带给山区深处的灾民。这样的山路，走一个来回就要整整一天。从地震发生的第一天到现在，他们每天这样走。
“为什么不通过政府把物资捐给灾民？”记者问。
“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他们回答。
早上6点30分，西班牙的搜救队已经穿上救援服，戴好安全帽，在营地外集结。队长罗地拉说他们昨天刚到，对巴拉考特地区的灾情还不甚清楚，亟需巴军方告诉他们哪里的灾情最紧急。
事实上，巴基斯坦军队已经成了各国救援队重要的信息来源和后勤依靠。“当地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原本12个部族首领，现在只找到1个，原来的地区首席行政官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巴军队在巴拉考特地区扮演了临时政府的角色。”黄建发对记者说。
而巴基斯坦士兵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分散到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区，调查各个村庄的灾情，把消息带回给各个救援队。这些信息，无论对于救援队，还是灾民，都弥足珍贵。
就在西班牙救援队集结完毕的差不多同时，两队巴基斯坦军人也已经整装出发。
应接不暇的伤者
10月14日早8时许，中国救援队的一支医疗小分队再一次从营地步行出发。队伍一行10人，包括4名医生、4 名搜救队员、1名通讯官和1名大使馆工作人员，他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距离营地10公里外的山区的一个村庄。昨天巴军士兵带回来的消息说，那里有超过250名伤员等待救治。
跟随医疗小分队，记者再次进入灾区。残留的街道上人挤人，但大多数都是志愿者、巴军士兵和救援队，至于当地人，死者还在废墟下，伤者已经送到80公里外的阿博塔巴镇里的医院，留在巴拉考特镇上的寥寥无几。小分队在经过那三间倒塌的学校时，看到罗地拉队长带着他的西班牙搜救队，还有同样是昨天抵达的波兰搜救队，已经开始挖掘工作。下转第7版上接第6版
伴随着每隔几分钟就从头顶呼啸而过的直升飞机，医疗队翻过巴拉考特镇，进入镇北的山地。山路边，当地的灾民逐渐多了起来。一块帆布加上几根树枝，一顶两头透风的帐篷是他们现在的家。每一架直升飞机飞过，灾民们都会冲出帐篷，脱下身上的披肩，尽全力朝飞机挥舞。
帐篷里除了铺在地上的一片毡布，再没有任何东西。一个2岁半的小男孩，脚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安安静静的坐在毡布上，旁边是他的两个姐姐。小男孩名字叫萨班，在当地的乌尔都语中的意思是“雄鹰”。记者拿出身边最后半块巧克力给他，他接过去，微笑了一下，然后把巧克力掰成三份，分给了他的姐姐们。
迎面又来一名男子，老远看见中国救援队就大声喊了起来。他的夫人受了伤，正躺在前面的山脚下。他在前面小跑带路，中国救援队也小跑跟了上去。
女伤者微微睁开了眼睛，或许是看到了陌生的男人，她又闭上了眼。当地的风俗，女人不能随便见陌生男人，所以女医生刘亚华留了下来，其他人都自觉地走得远远的。飞赴灾区之前，中国救援队并没有刻意安排女队员，但是到了巴拉考特镇，才发现女医生发挥了大作用。
“要棉签！”“碘酒！”“绷带！”刘亚华医生喊着她需要的药品。避在一边的工兵战士就从20公斤重的大背包里找出药品来，远远地扔过去。
一路走，碰见伤员就马上处理，一个小时的山路走下来，医疗小分队救治了10名受伤的灾民。但是姜川医生也另有担心，“这样一路医下来不是个办法，耽误时间了，怕来不及赶到前面那个村子了。”
正说着，前面的法国救援队一名队员跑了回来，“前面有伤员，你们能不能派出医生去看看？”他问。
但是装药的背包只有一个，这边的女伤者还没处理完。医疗队员们稍有犹豫，法国人面有愠色：“磨蹭什么？前面很紧急！”说完他转身就走。
“那我先上去看看吧，你们再拿药上来。”刘庆医生说完也跟了上去。
一位巴基斯坦老者，伤了脚，伤口满是泥土，刘庆医生用了整整一袋生理盐水才把伤口冲洗干净。伤口10厘米长， 2厘米深，整个脚后跟就像要掉下来一样，而且已经感染溃烂，伤口一暴露在空气中，马上有几只苍蝇叮了上去。
碘酒消毒时，原本安静的老人突然像虾一样从地上弹了起来，眼睛瞪着面前的记者，想喊已经喊不出声音，只能用双手近乎癫狂地拍着自己的胸口……
法国救援队员全力按住了老人。混乱当中刘庆医生想到了麻醉剂，翻乱了背包终于找到了一小支，用瑞士军刀一敲，瓶子碎了一半，剩下半瓶麻醉剂也来不及注射，就直接倒在了老人的伤口上。
老人这才安静下来。
“这样的伤已经没办法治了，处理得太晚了。”刘庆医生说，“必须马上送下山截肢。”然后叹了一口气。
又来了一个小男孩，头皮上一道口子，裂到了头骨。姜川医生拨开他的头皮给他清洗里面的伤口时，小男孩终于忍不住掉了泪水，但是他一直没有喊出声来。小男孩的母亲，只能双手捧在胸前，仰望天空，喃喃祈祷。
在这个叫做萨格尔的小村庄，源源不断的伤员让中国救援队应接不暇，4名医疗队员显然是少了。山上的，邻村的，前前后后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伤员。伤者的家属围住医生，都把医生往自己的家人这边拉；还有几个村民大声说山上有五十几个重伤员；法国救援队员张罗着做一副担架把伤脚的老人抬下山去；中国的医生大声招呼工兵从背包里拿这个药那个药；还有记者在拍照。一时间，汉语、法语、英语、当地的乌尔都语，混在一起，乱成一团。
让人痛苦的选择
法国救援队和中国救援队试图商量出一个解决混乱局面的办法。但是语言的障碍之外，双方的意见也有分歧。法国人希望中国医疗队先处理完这十几个伤员，然后再去山上看看村民们提到的五十几个重伤者。但是中国医疗队很犹豫，一方面其时已是下午一点，路才走了1／3，处理完这十几个伤员，恐怕再没时间进到前面250人受伤的村子，另一方面，山上50 人重伤的消息也不确切，因为也有村民说重伤者已经送到山下。
“难道看着面前这些伤员你们也见死不救？”法国救援队员说。
“但是前面还有250人受伤！”面对法国人质问的口气，中国救援队员也有些急。
“那么怎么办？我们要送伤员下山，你们要拿出方案来。你们这里谁说了算？”法国人大声说。他们把伤脚的老人抬上了刚刚做好的简易担架，径直下山。
法国人一走了之，中国救援队员却呆在那里，好久没人说话。
中国救援队还是在这个村子里救治了那十几个伤员。伤员中的大半，需要立即下山进一步治疗。但是没有担架，也没有人手。有4名当地男子，窝在稻草垛前晒太阳。志愿者夏尔请他们帮忙把伤员运下山去，他们说自己的脚也受伤了，走不了。
两支救援队的冲突的事情让大家心里很矛盾，面前的10个伤员，和前面的250个，谁弃谁舍？
“这主要还是交流上的问题吧。”黄建发新闻官说。
“看见病人不救感情上当然接受不了，但是感情用事会打乱部属。救灾不是在急诊室，检验伤情后首先有个分类的问题，只要不致命，就留给后方的医疗队处理，自己往前走。”彭碧波医生做了理性的分析，“但是最要不得的就是犹豫不决。 ”
“作为医生，每个病人都要救；但是对整个医疗分队来说……”姜川医生也叹了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由于最后确认所谓山上的50个重伤者已经运下山了，中国救援队决定继续往既定目标前进，但记者并未得知他们是否来得及到达。
在下山的路上，记者碰到了那4名晒太阳的男子，他们正在扛着担架，把一位老太太运下山去。看见记者，他们不好意思地笑笑。在他们的身边，绵绵不断的志愿者在头顶肩扛，把一袋袋衣服和食品运到山里去。
悲情医院
距离巴拉考特80公里的阿博塔巴镇的阿乌博医疗中心，现在就像一间战地医院。南亚地震的两个重灾区，巴拉考特和巴控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的绝大多数重伤员，都被运到了这间医院。从病房，到走廊，到室外空地上的帐篷里，到处是受伤的灾民。这里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工作，到晚上8点休息；而晚上9点，他们又上班了，一直到天亮。
地震发生后的6天时间里，这里总共进行了6808例手术，或者说，差不多每1分半钟就要进行1例手术。这里最不够用的，不是药品，不是同情心，而是时间。
听不到太多哭声。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受伤者都是幸运的。然而对很多人来说，丧失家人的苦痛让他们的未来像是一片空白。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记者见到了两位受伤的灾民。
名叫阿勒尔的23岁少妇，手臂骨折，而头部的伤势使她重度昏迷。她的婆婆、弟弟和两个侄子陪着她，他们在她的病床边打了地铺。她的父母和8个月大的孩子还留在巴拉考特，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几天来的生活可想而知。
“你们对将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记者问。
伤者的弟弟摇摇头。
“等你姐姐醒过来，你们还会回到巴拉考特去吗？”记者又问。
弟弟点点头。
90多岁的老人贾比鲁拉，被坍塌的屋顶砸伤了腰和背。他的家在巴特格莱穆河谷，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走出这片河谷，巴基斯坦军队的直升飞机把他从废墟中运来这间医院。
他最小的儿子陪着他，因为老人不能躺下，小儿子就一直在背后托着他。
老人似乎在发脾气。“他一直要回家。”小儿子说，“背稍好一点他就要走。”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家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
就在记者准备离开医院的时候，突然一部红色面包车从大门口以超过40码的速度闯了进来，又一个急刹车，停在了临时充当急诊室的大帐篷前。司机翻身下车，从后车厢抱出一个小男孩，等不及急救床，就直接跑进了急诊室。
小男孩半闭着眼睛，软在病床上，护士给他输血，输营养液，针头扎进小手时，他没有任何反应。他叫迪尔萨德，今年7岁半。送他来的司机是他的叔叔。晚上6点钟，他刚刚被从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拉合尔城的一所小学的废墟中挖出来。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现在正在执行救灾任务，而母亲在拉合尔城的家中等待抢救的结果。
结果是腹腔大出血，他的内脏基本上全都坏掉了。急诊室的大夫摇摇头，拉着男孩的叔叔的手说：“对不起！”
他的叔叔，一个40多岁的男人，抱着记者痛哭失声。“我爱他啊！我不想失去他啊！”他的喉咙已经嘶哑了。
这是记者在这间医院听到的第一场大哭。这个男人，在地震中失去了7位亲人，他的侄子，小迪尔萨德，即将成为第 8个。
名叫阿齐兹的志愿者，从小迪尔萨德被抱下车开始，就一直跟在他身边，一步都没有离开。记者正要走出急诊帐篷时，他从后面赶了上来，拉着记者说：
“请你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这里不需要钱，我们需要帐篷和干净的水。请你一定告诉全世界的人！”他眼中有泪花，欲言又止，但或许小迪尔萨德的死激发了他的勇气，他还是忍不住开始大声说：“我们这里，钱没有用了。商人们把物资囤积起来，原来1000卢比能买到的帐篷，现在要价4000卢比；原来白色的裹尸布100卢比1米，现在能卖到800甚至1000卢比。这些商人要毁了我们的国家！希望总统管管这些肮脏的事情！”
这间医院救治伤员的开支，绝大多数来自医院原先的积累和民众的捐助。“至少到目前(10月14日)为止，医院还没有从政府得到一分钱的援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负责人说。
又到了祈祷的时间。远远的诵经声传来，在这满目疮痍的家园，这一声音带来了平和。山坡上，星星点点的篝火又亮起来了，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尽管家园满目疮痍，但太阳还将升起，生活还要继续。
10月8日，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摇晃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北部地区。这次灾难是跨国的，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巴基斯坦损失最为惨重。巴基斯坦权威的地质专家称，这是近100年来南亚地区遇到的最强烈的地震。据美国地质部门测定，此次地震为里氏7.6级，日本地震专家测定的震级为里氏7.8级，邻国印度和阿富汗也明显有震感。地震的震中位于伊斯兰堡以东约95公里，震源距地表约10公里。 受灾最严重的是伊斯兰堡以东约75公里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已知死亡的近3万巴基斯坦人中，大多数都在这个地区。
巴基斯坦权威官员16日宣布，巴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9，422，受伤人数为6，500人，有330 万人无家可归。
巴基斯坦总理沙乌卡特·阿齐兹17日表示，灾区的重建将耗资50亿美元，历时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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