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直念念不忘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受五四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一些成为政治家，一些成为文人。巴金是后者。
而同为文人，和沈从文、冰心等人又不同，巴金充满了热情的理想，以及背叛理想后的深刻悔恨。留法是巴金早年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和那些受五四影响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归国后的选择却不同，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成为共产党，如邓小平;一部分继续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如巴金。
那个年代热血沸腾的巴金，开始投入“问题小说”的写作行列，露骨批判旧制度的腐败与不合理。巴金研究者陈思和说，“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学如何结合两种功能的认识不足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实现‘安其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那时，巴金内心充满着矛盾，在他的小说《家》发表，在文学创作上初具声名之时，他又一度声称要停笔，认为“做一个文人是件非常堕落的事情”。
记者◎朱文轶
《灭亡》，20世纪20年代
1927年1月15日至2月17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巴金都在一艘由德国兵船改装的法国邮船昂热(Angers)号上，这艘船从上海出发向南行驶，经香港去东南亚。从湄公河畔的西贡到新加坡，进到印度洋。又从锡兰岛上的科伦坡到非洲索马里的吉布提，经过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最后到达法国的马赛港。这是当年众多抱着不同目的去法国的中国学生们所能选择的惟一一条道路。
二十出头的巴金没有机会结识一名叫邓希贤（邓小平当时的名字）的留法学生，这个只比他大四个月的年轻人当时刚刚结束他在法国六年的生活，在一年前乘火车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虽然这一年，巴金在成都的那个旧式官僚家庭正面临一次严重的破产危机，他的两个哥哥还是给他凑足了一张三等舱船票。而邓小平在六年前去巴黎时候，同样三十多天的旅程，则挤在四等舱里，与放饲料、杂物的货舱相邻，“餐食则为一块面包、一勺汤和些许剩菜”。
他们去法国的动机大致相同。有关传记显示，巴金几乎每天在船上都伏在餐厅的桌子上详细记下一切，以后陆续寄给已转学燕京大学的三哥，请他看后转寄给成都的大哥。在这些信件中，巴金说“自己决定做一个社会运动者”，但他后来显然没有找到“做一个社会运动者”的明确道路。在法国的大多数时间里，巴金都是在“漫无目的地走着”，上午到卢森堡公园散步，夜里在“巴黎一座小旅馆里”“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并略有抑郁的发呆，怀念他在上海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最全力以赴的那段岁月。巴金自己的回忆文章《写作生活底回顾》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录充满着布尔乔亚式的小资和忧郁，他说，“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底前四章”。当然经费也是个问题。他到巴黎后不久便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上说“老家破产，无法再供应学费”。巴金的身体状况还不太好，出国的两年前他刚查出得了肺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是要命的。
像所有的留法学生一样，巴金和邓小平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养成了热衷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英国茶的习惯。不过，相比之下，邓小平代表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员们几年前在巴黎的生活看上去要忙碌充实和更生机勃勃一些，享有“油印博士”这样革命名声的邓小平在巴黎近郊的雷诺汽车公司打工，在蒙达尔纪的哈金森橡胶厂粘胶鞋，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此外，他还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爱，他甚至用一天的饭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
在巴金这批新知识分子纷纷留学的时期，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巴金这些文学青年执著于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李大钊热衷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周作人在推荐“人的文学”，张竞生在大谈裸体的艺术……在大城市，社会风尚也正因为外来文化而转变。1927年，上海最当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说，哈尔滨一名叫韩志成的房地产商患了“胡蝶病”，携家资万元南下以见一面。一些文化人创建一本叫《良友》的画刊，有人说它比美国的《生活》还前卫。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除了鲁迅，还有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但若论销量与影响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比新小说更受欢迎。
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地偏向前者，他正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000听众施展了他必将震惊世界的演讲术，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而巴金从16岁开始笃信并追求的“无政府主义”却在一战以后就一直为各国包括苏俄所排斥，20年代末，作为“巴金”笔名出处之一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领袖克鲁泡特金去世，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已经日薄西山。1927年以后，作为实际政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了。这也是巴金在法国期间异常苦闷的原因，他曾写道，“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
那个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们首屈一指的精神偶像是胡适、陈独秀、鲁迅，其次是在文学上已负盛名的郭沫若们，尽管这些偶像们的信仰并非一致。要接近自己的偶像，并不容易。20年代初，巴金读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告少年》之后曾激动无比，一心想求教据说是主持翻印《告少年》的新青年社创办人陈独秀。据巴金1936年所写的《我的幼年》所记，他一天晚上以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用一个谦卑的孩子的口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恳求陈在苦闷中给他指一条路，吩咐他应该如何去献身。而他始终没有等到陈独秀的回信。陈思和考证认为，“当时巴金弄错了《告少年》的出版人也难说，因为1920年陈独秀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刚刚写了《谈政治》一文批评无政府主义，他支持下的《新青年》应该不会去翻印这本书”。
早期同是无政府主义者、比巴金大11岁的毛泽东当时从老家兴冲冲地前往北京也碰到了相似问题。他发现自己很容易埋没在人才济济的北京大学，偶像胡适甚至不愿与他探讨问题。于是他与巴金走了截然不同的路——又回到老家湖南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的问题，并很快又再次返回城市，成为当时《政治周刊》主编。
出国的前一年，1926年，巴金曾试着挑战了一下文坛的前辈、创造社诗人郭沫若。针对刚刚皈依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回应国家主义者论战的一文《新国家的创造》，巴金在《学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这句不太好听的话是考茨基骂列宁的，被巴金搬来用在了郭沫若的头上。陈思和说，巴金的那篇文章里火气很甚，嘲笑，挖苦，“不太客气”的话语很多。因为当时在文坛的身份悬殊，郭沫若没有正面答复巴金，只在对另一个人的论争中，写了一篇《卖淫妇的饶舌》稍稍带了一下巴金，说“这样一来，简直把他们所极端反对的马克思当成他们所极端崇拜的克鲁泡特金去了”。巴金年轻时曾是充满愤怒的一个斗士，他被郭沫若轻蔑的态度激怒，接连又发表了《答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和《洗一洗不白之冤》，指出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错误”。30年后，也就是郭沫若位居政府高位之后，在编文集时把他的辩论文章《卖淫妇的饶舌》收入了，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巴金，这在当时显然是有构对方于罪的意图，但巴金却从未再提过这件公案。80年代以后，陈思和协助巴金编辑他的全集，他曾建议巴金把这几篇文章也收录进去，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陈思和回忆说:“果然，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那天巴金先生特意对我说了这事，他脸上略有笑意，有点揶揄地说，‘还是他（指全集的责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
1927年7月，巴金肺病加重，也因为手里的资金紧张，他从巴黎搬到了向东一百公里的小城沙多，在那里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伦理学》，写完了小说《灭亡》。严格地说，《灭亡》是一名以“社会运动者”为角色的文人寻求出路的挣扎之作，除了受一起国际事件“萨凡受审案”影响，巴金一个原因是想证明给大哥及家人看。因为大哥在这一年间给他的信越来越多地流露出伤感，说“他一个人撑着家，又不善经营，祖传的田大约已经卖光了，只是把钱放在外面收利息，入不敷出，希望弟弟学成归来，耀祖光宗”。巴金想以这本小说告诉大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多么伟大。1928年10月，《灭亡》被叶圣陶发现，发表于《小说月报》。巴金还不知情，他正从沙多回巴黎再回马赛，打算按他到法国的路原路回国。因海员工人罢工，他在马赛滞留了12天，住在海滨的美景旅馆，整天阅读左拉的小说和看电影消磨时间。
巴金被滞留马赛的时候，国内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20年代同样留法的邓小平早已从俄罗斯回国，正和李维汉一起从武汉来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实际上就是从事秘密工作，掌握着属于中共中央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和地点的绝密资料。邓小平还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在武汉完了婚。
《激流》《爱情》三部曲， 20世纪30年代
萧乾之妻文洁若在她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巴金时说，“巴金自少年时代起就有执著的追求，却又不擅长行动”。
巴金后来自己在回答《巴金传》作者徐开垒“为什么要写作小说”的提问时说:“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去抒发我的感情。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那我就不苦闷了，也就不矛盾了，这样的话，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可能去参加革命了。”陈思和在他的文章中则说:“从巴金一生的情况看，他的才能始终表现在理论范围，对于处理实际生活中人事、经济的各种能力，可以说非其所长。”
巴金回国后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也正是如此:一方面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化，巴金和那些在政府里当差或者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老朋友纷纷宣称断绝交往，另一方面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这个曾经雄心勃勃、一如既往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又实在缺少活动阵营，想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活动又毫无经费来源。文学上初获声名的巴金则反而陷入了到底做“文人还是社会活动者”的深刻矛盾之中。
国共事变后，原先与巴金关系甚密的主编《民钟》的毕修勺，转而去编李石曾出资办的《革命》周报。李石曾和吴稚晖原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中老资格的一派，清党运动后，成为国民党党员，并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巴金对此很愤怒。毕修勺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主编了《革命》周报以后，写信给巴金，请他为该报撰稿，不料他回信使我大吃一惊，他说我与李石曾等合作，已经‘堕落’了，他决不为我所编的刊物写文章，而且不再与我来往。”还说，“巴金写信给我是怪我办《革命》不该拿李石曾的钱，他说这钱是臭的。”巴金和毕交往不短，初译《面包与自由》的时候，卷头语是法国邵可侣写的序言，就是毕帮助翻译的。1927年巴金在法国，办理护照签证，兑换法郎，买船票等，也是毕帮他办的。二人反目，让毕修勺惊讶不已。
巴金回国后一直为自己的“岗位”犯愁。原先有联系的杂志都断绝了交往，有个半无政府主义半国民党办的劳动大学有份教职之差，一是教书不是巴金所长，二是由于与吴稚晖、李石曾沾了边，巴金就更不愿意去了。巴金后来接手了一家在无政府范围内享有盛名的书店——自由书店，自由书店的创办，是由李石曾出了一笔钱，加上办《革命》周报赚了些钱合伙办的，在毕修勺的回忆录里，书店的创办费是3100多块钱，书店经理乐夫也是留法学生，在巴金编的《平等》上发过文章。巴金以马拉的名字，在自由书店编了一份《自由月刊》，但事实证明，他在社会运动方面实在无法伸展他的抱负——自由书店在1930年初就倒闭了。其原因，毕修勺后来曾回忆说，是因为巴金与乐夫的关系不好，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乐夫被怀疑拿钱用于轮盘赌博结果输了。但让毕感到不平的是，“自由书店也同样是用《革命》周报和李石曾的钱办的，巴金为何不嫌其臭了？”很明显，在当时仍被社会责任燃烧的巴金以为抓住了《自由月刊》就抓住了他自己的一块阵地。
在《自由月刊》期间的另一件事是巴金和当时著名的太阳社批评家钱杏的冲突。和与郭沫若的争论不一样，这次有更大的文艺背景。当时钱是“革命文学”的首创者之一，搬了日本藏原惟入的理论在文坛上横扫“五四”作家，无政府主义者们从自己的立场对革命文学加以批评，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巴金长期与之保持距离，并偶有相讥龃龉，起因正在于此。
陈思和说，巴金自小就有一种“不完全，毋宁无”的脾气，但这种文人脾气放到实际事业的追求上，不能不碰壁，失败，以至弄得身心疲惫。这种困境后来在巴金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样遇到。
应该说，巴金在文学创作上的渐渐步入佳境，绝对是他在政治上一筹莫展中徘徊的产物。回国后，巴金和朋友索非夫妇同住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索非夫妇住楼上，他住在楼下，就在楼下客堂间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索非一家迁到他任职的开明书店编译所附近的提篮桥去了，巴金就搬到二楼，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位朋友离开上海的时候送他的一张破旧小沙发。《家》基本上就在这个屋子里写成。1931年后约一年半的时间，巴金一直处于闭门写作状态，写了80多万字十本长短篇小说。这部小说完成的时候，大哥李尧枚自杀。李尧枚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柱，在留学法国时，他写信给李尧枚说，“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大哥去世后，他的《激流》三部曲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每周送往连载小说的《时报》的稿子，足够十天之用。这篇小说在连载5个月后，突然被停止刊发。编辑吴灵缘这个时候把兴趣转向开店经商，他为了征集资金，让自己的夫人到西湖边上去开一家洋货店，曾一度回家拍卖房子，报纸编辑的事弃之不顾了。而由于战争逐渐升级，东北义勇军抗战的信息增多，报纸刊登长篇小说的专栏位置腾出篇幅，让给战地新闻。一方面，巴金身处战区，要随时准备逃难;另一面，编辑部新编辑也来信埋怨他写得太长，暗示再不收尾就腰斩了。隔了几天，巴金写信给编辑说，自己手头还有几万字未刊出，希望报纸尽量登完，至于稿费，他不要了。如此，《时报》还是把《激流》登完了，也果然没有再给他稿费。然而在小说里，他始终没把大哥自杀的情节写进去。
30年代上半期，巴金创作《激流三部曲》和随后的《爱情三部曲》的时候，国内文化界主导的力量是左翼文艺运动。而巴金在那个时期和左联领导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他和冯雪峰只是认识，没有什么往来，这主要是巴金长期以来有不愿参加严密组织的性格，他也不太关心文艺界的分歧。但巴金还是有倾向的，他基本上站在鲁迅这一边。
1935年秋天巴金从日本回来，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一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另组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以为这个口号有缺点，另提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且不加入文艺家协会。这影响了一批文人，巴金就是其中之一。这批作家以为，自己虽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有表明支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5月巴金和黎烈文分别起草了一份宣言，巴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由他带着这两份草稿去征求病中的鲁迅的意见，就在鲁迅家中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定稿的抄件上签了名。宣言中保留了巴金草稿中的一些原话:“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鲁迅在病中曾针对“左联”徐懋庸对巴金的攻击专门写文反驳并对巴金加以维护，这让巴金感激终生，这种感激随后来的政治变化变得更加深切。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巴金自始至终参加了治丧活动。1937年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发排了《鲁迅先生纪念集》。全书800多页，已全部校对并出了清样。“八一三”上海全面抗战爆发，人员走散，出版业务完全停顿了。为了赶上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巴金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又与承印该书的科学印刷所商量:先交200元印刷费，余款待书出后陆续付清……当10月19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举行纪念会时，巴金带了十册刚刚装订好的纪念集赶赴会场，他将其中的一册端放在了许广平的座案前面。
《寒夜》，20世纪40年代
巴金在租界里写完《春》，就离开上海去广州，准备在那儿筹办文生社广州分社和复刊战时周刊《烽火》，结果遇上了侵华日军对广州长达14个月的轰炸，空袭广州的日军飞机有上百批900多架次，轰炸密度仅次于陪都重庆。巴金为躲避轰炸去香港暂住，那时萨空了在香港办《立报》，萧乾在那儿办港版《大公报》，来往方便。走的时候，巴金把衣物都寄放在萨空了那里，萨离开香港，又把衣物转放到萧乾那里。
1940年，巴金专门为取这些衣物再次去香港住了一个月，还跟萧乾光了火。起因是萧乾告诉巴金他不可救药地陷入了一场“婚外恋”。萧乾说，他新近和一个叫雪妮的四川姑娘热恋上了，打算跟结发不久的妻子王树藏离婚。巴金在晚年这样回忆说，“王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文洁若说，有一次，他们在九龙码头晤谈，萧乾告诉巴金，雪妮一会儿就来，他想让巴金见见这个“人见人爱”的四川姑娘。巴金扔了一句:“我不见! ”扭头就扬长而去。在此事之前五年，作家梁家岱的恋爱风波曾引起胡适、陈受颐等一批师友的责备，闹得对簿公堂，最后沉樱双双出走日本。巴金对梁却抱以同情，五年后，立场坚决地反对萧乾。陈思和认为，“这恐怕和萧珊在他生活中的出现不无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孤岛”。这使上海这些城市人口猛增数万，物价尤其粮价暴涨。这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传统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则已经完全唱了主角。文学写作本身也更难免在强大的政治话语历史化的推动下展开。40年代，姚雪垠写了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茅盾写了《你往哪里跑》，齐同写了《新生代》，这些小说都是直接描写了与抗日、但并没有深入一个特殊时期人的内心。而几篇同样以抗日为背景，从文学手法上更高明的小说，像徐于的《风萧萧》、林语堂的《风声鹤唳》，恰恰还不是“左翼进步”作家的作品。
巴金远离了这些倾向性明显的文学。1942年，巴金开始以民国路的房子为背景构思《寒夜》。他的老友施居甫、王鲁彦都患肺病死去，他的表弟也在这一年病故。他想在这篇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一些痛苦不堪的小人物。这和他一直以来充满理想、反叛和拷问的作品迥然不同。陈思和说，在巴金内心，“‘脚踏实地’的同时，这个中年人身上无政府主义的激情已经开始消退”。
巴金的翻译也从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英雄故事转向王尔德的童话和史托姆的爱情小说。到1945年，这个文人已经不太经纬分明地拒绝一些组织了。他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比以前多了，1945年2月，他和老舍、茅盾等三百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宣言》，还和郭沫若等出席一场几百人参加的抗协成立七周年纪念，这恐怕是他有生以来最抛头露面的事了。
对一个因为“大考有门功课不及格，同时又嫌她的家庭太官僚，就离家庭和学校到另一个地方去了”给他写信的女孩，巴金总是劝阻她们不要轻易逃离家庭，他劝那些一心去争取自由的年轻人们要“忍耐”，这个词曾经是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觉新说的话。巴金后来说他说出了连自己都害怕的两个字，“我恨我自己没有力量”。陈思和说，事实上这个转变从3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他对他的理想已经丧失信心了”，“他开始相信改变社会的力量在于‘群’，但‘群’现在不见了，只剩下个人在‘彷徨’，而个人是战胜不了社会的。”
1945年5月21日巴金回到上海，开始把构想中的《寒夜》变成文字。他的好友索非夫妇、黎烈文、马宗融、毛一波都陆续到台湾去了。巴金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揭露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的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处境。他在《寒夜》的结尾里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巴金的《家》与家
活了一个世纪的巴金给后人的印象温和而谦逊，但在那个时代的那个家庭里，像他小说《家》里的觉慧一样，巴金却扮演了一个激烈的“叛逆者”的角色;与他资质及成长背景极其相似的两个哥哥，并非没有反叛的冲动和决心，只是在更激烈的弟弟面前，他们不得不各自去“认领”这个大家庭必须有的那个隐忍的、委曲求全的角色。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是两个兄长作出的精神牺牲和物质牺牲，才成就了巴金和巴金的小说。
记者◎李菁
大哥之死与“觉新”之生
不知是巧合抑或暗示，1931年4月19日下午收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27岁的巴金正写到《家》的第六章，那一章的标题恰好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这篇最初以《激流》为名发表的小说在上海《时报》第一次开始连载，大哥“觉新”刚刚开始了他在纸上世界的生命，并借助于《家》自此获得延绵不绝的生命力，生活中的大哥李尧枚却在第二天用自己亲手配制的毒药切断了他与这个俗世的一切牵绊。
巴金与大哥的最后一面是两年前，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不久，分别六年的哥哥从四川赶到上海来看他。两兄弟相见甚欢，手足之情并未削弱，但巴金感觉两人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哥哥“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那时的巴金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哥，正很吃力地维持着这个庞大的家族。不知是出于好面子还是怕自己寄予厚望的弟弟失望，李尧枚也从不让巴金知道家里日渐窘迫的经济状况。1926年，巴金专程赴苏州东吴大学探望已放寒假的三哥尧林，跟三哥谈起准备去法国留学，但怕增加大哥负担的尧林不置可否。巴金考虑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的短期生活费”。李尧枚收到弟弟的信，先是强调手头拮据，无法筹款，后又写信劝巴金推迟两三年出国。但巴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坚持要走”。
大哥李尧枚是家中长子，“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喜欢化学的大哥以第一名成绩从中学毕业时，他的人生规划是投考上海或北京的名校，再赴德国深造。但父亲却令他早早成婚。虽然已和一位姑娘有了“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但他还是遵从父命，娶了父亲抓阄定下的张家小姐。为了补贴家用，他虽然伤心地大哭一场，却只能再一次遵从父命，为了24元的月薪踏入社会。
巴金形容自己在这个大家族里的生存哲学是“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革命家丹东的那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也成了鼓励他对抗家庭束缚的精神信条。
但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孙，李尧枚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虽然早年的他经常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热烈讨论，从而在无形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但父亲遽然去世后，二十出头的李尧林就开始艰难承担这一大族的生活。巴金发现大哥在那时的环境下变成了两重人格的人: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了。“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
也正是在最后一次相聚中，巴金告诉来上海探望他的大哥李尧林，他想一部小说《春梦》（即后来的《家》），把自己家的一些事写进去。“《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回川后的大哥写信告诉弟弟，自己看了《新青年》那些文章后，自己就想写一部书，但实在写不出来，既然弟弟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
伤感是这一次重逢，李尧枚送了弟弟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巴金为他买的一张唱片，他知道弟弟喜欢听，临别时又执意还给弟弟。“文革”后，巴金发现了四封大哥李尧枚写给他的信。从李尧枚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也是位极其细腻而柔情之人。“亲爱的弟弟，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注:李尧枚离开上海返回四川时乘坐的船）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
为了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害了一场大病后却发现钱已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清醒过来，碎纸早已被倒掉，家里彻底破了产。李尧枚不愿死，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在第四次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遗书后，他终于喝下毒药。
《家》中高家长子那个隐忍而懦弱的“觉新”，早已定格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前面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巴金后来说，关于小说里的觉新自杀还是不自杀，他斗争了好久，最后在《秋》里几次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巴金借《家》中的“觉慧”之口说，“为不是大哥的自己十分庆幸”。
三哥之死与巴金之痛
14年后，巴金再一次体验了突失手足之痛——1945年，三哥李尧林因病在上海去世。
大哥破产自杀，家里只剩下16个银元。而身后是一个支离破碎、却有十几口要养的大家。养家的担子落在次子李尧林身上。1904年出生的巴金之上有二兄二姐，李尧林本是巴金的第二个哥哥，依照大家庭习惯，巴金则称李尧林为“三哥”。
巴金其实是与三哥李尧林一道，走出那个大家庭的。1923年4月，已在成都外专读了两年半书的尧林和巴金得悉，由于没有中学文凭，因而不能领毕业证书，尧林就想出了赴上海读书的主意。他们说服了二叔和继母，一起乘船驶离了家乡，从此开始各自不同的人生漂泊。
一端是不得不负担家里重任的大哥，另一端是一心要冲出旧式家庭桎梏的弟弟，处在中间的李尧林无奈地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当年，在弟弟巴金执意让大哥筹钱为自己去法国后，李尧林写信给巴金，劝他经常给家中写信，此外，“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的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
“这些话并不是我当时容易听进去的”，李尧林死后，巴金在纪念文章里不无懊悔地写下这句话。李尧林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家中经济已发生困难，他便靠做家庭教师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很多”，1929年，巴金与大哥在上海相聚之前，也曾邀约三哥。但李尧林告之因暑假要给学生补课并没有赶到上海，那时的巴金并不能体会，从北京去上海的路费对三哥来说实属困难。为此，他也错过了与大哥的最后一面。
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李尧林资质并不在巴金之下，但在十几口人的生计面前，他放弃了可能的“自由”生活。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十几口人的生活。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时的巴金已经在文坛有了足够名声，但不知是因为名声并没形成经济能力，还是已决心彻底走出旧家庭的他在此方面并不在意，家庭负担全部压在三哥身上，“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地一下子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大哥是为了巴金作了精神牺牲，那么二哥李尧林则为巴金更多作了物质牺牲。三哥李尧林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十年，巴金来天津三次看望三哥，每次都看出哥哥的“疲倦，寂寞和衰老”，但李尧林总是淡然一笑，对自己的生活从无抱怨。“生活费越来越高，他没有力量维持下去，然而不开口，他只是剥夺他可怜的最低的享受。”李尧林的朋友李健吾说。不仅如此，李尧林也不敢回应周围投来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含情目光。
1933年，李尧林从天津到上海探望巴金，兄弟两人有了充分的交流时间。那时巴金的《激流》已在报纸连载完，三哥也知道弟弟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巴金后来才意识到，三哥李尧林“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1939年某一天，正在上海的巴金听到楼下喊自己名字的声音，从窗下看去，正看到仰起头看自己的三哥，他几乎没认出来又黑又瘦的面孔。李尧林在上海住了下来，开始动手译书，但身体已每况愈下。那时的巴金也开始写《秋》，每写完一章都要拿给李尧林看并请他提意见。《秋》出版后，巴金动身去了昆明，李尧林继续他在上海孤苦的生活。
1945年，已经在贵阳结婚的巴金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已失去联系多日的三哥。李尧林回电:大病初愈，盼速归。巴金夫妇多方奔走，花了两个多月赶到上海后，才发现三哥早已病倒。李尧林起初不肯进医院，巴金也没有再坚持。待后来听三哥自己念叨“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时，才急急把李尧林送进医院。
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但对探病的朋友总是说“蛮好”。去世前两夜，三哥突然醒来，对陪伴自己的巴金长叹一声“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有点害怕的巴金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这却是他们兄弟的最后一面。
李尧林只在医院坚持了七天便离开了人世。病因是“肋膜炎”，身边的人却相信他其实是死于长期的营养不良。闻讯赶来的巴金站在三哥旁边，“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生活中的“觉民”也死了。把有限的全部收入都贡献给老家的三哥，死后只有一把“金钥匙”留给弟弟。这是他当年因成绩优秀而在毕业时得到的燕京大学的奖励，这把“金钥匙”，见证了三哥的优秀，也铭记了他为家庭所作的巨大牺牲。
“他并非不是斗士，我们一直把他看作《家》里面的觉民，随着三弟觉慧打出腐朽的世纪，独自、孤单单一个人，在燕京大学念书，在南开中学教书，以李林的笔名翻译外国杰著……他没有‘琴’，永远也没有那一位鼓舞他向前的表妹……”李尧林的朋友、著名作家李健吾形容他眼中的三哥。很多人问三哥，谁是他的生活中的“琴”表妹，李尧林总是淡淡一笑，回答，那是弟弟的“制造”。
三哥死后，那一大家子的生活依次落在巴金身上，也许这时候的他对两位哥哥的处境才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三兄弟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巴金后来通过大量文字，表达他对两位兄长深深的负疚之情，他懊悔自己有些任性的执拗，不体谅大哥的处境，也没有多分担三哥的负担。
李尧林被巴金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后来，李尧林以“李林”名义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巴金用这笔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那是巴金从李尧林以“李林”名义发表的译文中挑选出来的一句话。1945年底，巴金与萧珊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巴金将她取名为“小林”，以纪念在这一年逝去的三哥。
“文革”中，正在牛棚里的巴金听说虹桥公墓在“破四旧”风潮下被砸毁，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惊得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却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待终于恢复自由时，却发现整个公墓已荡然无存，三哥李尧林连那最后的小小的“真正的家”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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