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对话 张洪钧：我为何挂冠而去

　　本报记者 黄勇

　　两封署名举报信转了个圈又回到了个别领导手上，把我逼上辞职“绝路”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阜阳，像你这样的正处级现职干部辞职，以前有过吗？

　　张洪钧(以下简称“张”)：印象中从来没有，所以很多人听说后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自己觉得很正常。为什么不能辞职？！

　　记：辞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是怎么下了最后决心的？

　　张：明知违规依然继续超收。学校自说自话，明明是二期学校，却又扯上了三期，为乱收费作遮掩……一场严肃的收费检查之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混乱，让人实在看不下去。

　　记：听说你还写了举报信，能透露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张：从今年4月开始，我在向上级提出辞职的同时，将阜阳市物价部门在检查教育乱收费中遇阻的情况写成署名材料，两次通过正常的信访渠道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但令我没有料到的是，署名的举报材料转了个圈，回到了阜阳市一些领导的手上。这实际上把我逼到了“绝路”上。

　　教育部门的反弹得到个别市领导的支持，这是我最大的压力

　　记：有评论说，你是因为不堪压力辞职的，你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哪里？

　　张：检查结果公布以后，没想到教育部门的反弹那么强烈，更没想到他们的反弹会得到个别市领导的支持，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压力。

　　记：“个别市领导”是如何表示的？

　　张：记得是年初的一天，一位分管教育的市领导要让我为检查乱收费的事情写检查，我和他发生了争执。我当时实在被逼急了，就说，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符合文件规定，我就引咎辞职。当时这位分管领导也火了，跟着就说，如果物价局做得对，我就引咎辞职。最后，受批评的是我。

　　物价局办公经费被一再“暂缓拨付”，到7月上旬，财政账户总共只有0.9元

　　记：你们的价格检查权真的被剥夺了吗？

　　张：虽然没有正式下文取消我们的检查权力，但市领导口头上说得很清楚，以后不管什么价格检查，都要首先得到上面的批准，我们依法执法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你知道，基层领导的一句话，就是“圣旨”。

　　记：除此之外，听说市物价局的经费被扣留了？

　　张：是的，办公经费令人难以置信地一再被暂缓拨付，申请正常办公经费的6次报告都石沉大海。因电费欠缴数月，物价局从今年6月起被数度停水停电。最紧张的时候，工作人员只好将办公室的电脑搬回家中继续办公。6月起，市电信公司4次催促物价局缴纳电话费，并于7月2日发出了“诉前通知”。

　　到7月上旬，物价局财政账户仅剩下0.21元，加上老干部费用总共是0.9元。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阜阳市物价局本身的运转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局长不是成了空壳了吗？

　　我递上《劝辞信》，奉劝个别领导引咎辞职

　　记：你除了递交辞职申请外，还有什么别的举动吗？

　　张：8月1日，我给那位分管的市领导递上了一封《劝辞信》，是当面到这位领导的办公室递交的。我强烈建议这位领导也引咎辞职。

　　记：你在《劝辞信》中是怎么说的？

　　张：我写道，在阜阳上学的学生大多是农民的孩子，他们还非常贫穷，能让大家都有学上，才是教育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向学生多收费才是支持教育发展。虽然只是50元，但对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讲，这是他们的血汗钱啊！

　　仅就教育来讲，如果只注重学校和教育局的利益，对他们的乱收费行为听之任之，就是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阜阳的教育事业将会被葬送。

　　在一系列的压力之下，我现在是自愿辞职。你也应该面对事实，兑现你说过的话，主动引咎辞职。

　　辞职之后，女儿可以堂堂正正地说爸爸是个普通公务员

　　记：辞职之后有什么感慨吗？

　　张：我女儿在大学法律系读书，同学问她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她过去都不好意思说，因为出过王怀忠、肖作新这样的一批贪官，影响了阜阳官员的形象。现在，她可以堂堂正正地说，爸爸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记：辞去领导职务之后你主要做什么工作？

　　张：我还是供销社的国家工作人员，我还要做事，我主要是到基层搞调研，为基层群众做些事情，另外抽空多读点书，给自己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