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研讨会开幕在即，回顾中国电视纪录片历史，载入史册的是1958年第一部纪录片《首都人民庆祝建国9周年》在北京电视台的首播；45年后的今天，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南国花城，纪录片这一能充分表现电视文化水平优势的电视品种，在广州主要的电视媒体进行展播、介绍、研讨，并得到了全球13个国家驻穗总领事馆的关注和支持，影响引人注目。该活动被国家广电总局外事司称赞为“这是目前中国独一无二的国际性电视纪录片研讨会”，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丹麦、伊朗、日本、韩国、印度、比利时、加拿大、英国和中国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或制作机构，送来了138部纪录片报名参展；从12月14日起至20日，来自国内外最高水平的纪录片权威、业界专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并全国各电视台的纪录片编导、纪录片爱好者，都将悉数汇集广州，共聚这一场以“历史·文化”为宗旨主题的纪录片盛会。
电视纪录片记录着过去的事情，记录着与过去连接的现在，记录着保存完好或已经断裂、变异甚至已经消亡的深邃历史和悠久文化；我们关注于对历史文化主题的追忆和考察，亦同样关注着我们的身边——中国纪录片的冷热现状。
热闹在别处
中国的纪录片一直没怎么冷过，只不过最近多少有点“热闹在别处”，显得与在电视机前手握遥控器的我们无关。2000年2月，睢安奇的50分钟纪录片《北京的风很大》闯进柏林电影节，被评委誉为“一部非常试验而又极具试验性又具文献价值的纪录片”；4月下旬匈牙利国际可视艺术节举行为期l天的中国日，放映了10余部中国纪录片，《婚事》还获得了唯一的纪录片大奖。2001年，第14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记录电影节（IDFA）以MADE IN CHINA为名举行专题活动，放映来自两岸三地的影片11部。借用参展者张同道的描述：这些纪录片比较真实地向西方观众展示了现今中国的状况。
从纪录片的传播渠道上看，电视是其必然的不二选择，中国近20年来的纪录片主要是以电视纪录片的形态存在着。不少电视观众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日合拍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和《话说长江》中，开始关注热爱纪录片；这些影片怀着一种浪漫神圣的情愫，用摄影机摩娑着古老文明的古丝绸路和母亲河。在《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电视纪录片播放时，在全国电视的收视率曾达到30％，收视效应紧贴同时播出的热门电视剧《四世同堂》、《红楼梦》等。至1991年的《望长城》，纪录片在中国电视的成功终于摆脱“解说词——拍画面——后期找补”的三部曲制作程序，吸收多种表现手段，运用了长镜头运用、同期声、搬演古代狼烟传播的现场播演、煽情、抓拍、零度视点的非塑造性、随意性采访、插叙等等。这几乎可以是电视纪录片创作形式上最为集中的一次大解放。
1993年，“历史”、“民族”的宏大叙事终于不再被青睐。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开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同时开创电视纪录片每日定期栏目先河；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播，播出了《摩梭人》、《德兴坊》、《茅岩河船夫》、《远去的村庄》、《毛毛告状》等杰作，“为未来留下了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可以说，中国电视纪录片所创造的辉煌，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个顶峰。
冷然高低各不同
因为纪录片是一个严肃文化品种，要求创作者以严谨的态度为前提，以精致的影像艺术为载体，以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和独特审视为本色，以耐心所呈现的内容厚度为吸引，才能保证这一艺术品种的地位。一部优秀的、能经受时间考验的电视纪录片，对于一个电视台当然是其文化、制作等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体现深远眼光的魄力体现。如果说一般剧集栏目节目等都是满足当下收视潮流的快餐，那么电视纪录片就应该是精馔，回味长久。有人戏言，看新闻是看资讯，看故事片是看逃避，看娱乐八封是看游戏，而看纪录片呢，是看“真迹”。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图像逐渐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尤其近5至10年，电视已经成为大众视觉的焦点所在，电视文化亦成为当今潮流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但中国纪录片的浮华背后却是冷酷现实：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例如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上看到的仅是“DISCOVERY”、“国家地理杂志”的翻译版；其次，国产纪录片不难打入国际影展，却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的节目交易市场上，纪录片、新闻、影视剧，基本上是各占三分之一天下，纪录片的范围非常宽广，在国际交易市场上纪录片的价格可以跟影视剧相提并论。 而据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营销总监程春丽所言：纪录片在我们向海外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还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有6%。 再次，即便是那些“走向国际”的影片，放在国际文化背景之下考察，又显得稚弱和粗糙。举一个5年前的数字：1998年11月，上海举办了第7届国际电视节，来自中、美、英、法、日、德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部纪录片报名参赛，中国参展近40部，不乏当年的名家名片；但在自然类纪录片中，中国选送的在初选中全部被淘汰；人文类纪录片中虽有4部入围，最终却只有《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
“电视纪录片没人放也没人看——” 这是近年来一些纪录片制作者的共识。最雄辨的证据就是当年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能够创下那么高的收视率，按照一位资深纪录片人的说法，是因为制作者很能吃透国内观众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全力迎合，她提供的是国外也很流行的“肥皂纪录片”。电视上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
纪录片外热内冷——热闹在国外，冷的是国内观众；热的是表象，冷的是事实。
精品欠奉的背后
中国的纪录片在前进，但纪录片的市场却在萎缩。注目于目前国内实际进行的电视市场操作，我们可以发现电视纪录片急剧萎缩背后的原因。
比起九十年代初的一派繁荣，今天的纪录片似乎长时间处于低谷状态。中国纪录片几乎没有群众基础，中国电视观众以中低文化层次观众群体为主，所以电视要提高收视率，就要考虑观众喜爱什么节目，自然而然电视的节目定位、频道定位和节目策划就必须面对一个中低文化层次的观众，在以电视台为中心的体制内，娱乐节目的制作是其最主要的收视目的，这也是近几年电视娱乐节目大火暴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与娱乐无缘使电视纪录片举步维艰；当纪实浪潮消退，纪录片在创作与存在环境上自然也进入萎缩状态。
从电视机构的体制进行考察，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了电视体制改革，电视台逐渐“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走上产业化道路。“1998年有83.9%的媒体已基本实现自主经营，其中67.7%完全摆脱了财政拨款。”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视在产业化道路上更是动作频频，先是有线无线合并，然后各地纷纷成立广电集团。由此，市场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电视节目生存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电视市场的竞争往往体现为节目收视率的直接比拼，电视台节目对观众的迎合大于对观众素质的培育，而处身其中、先天就缺乏市场意识的纪录片本就定位于艺术，这时就当然是更不得其志了。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当今广州的电视市场中，为何香港电视剧集在本地的收视长期火爆，为何各电视台纷纷抢高价购买电视剧集的播映权，为何作为专业频道定位的南方某电视台，是六个频道一哄而上在晚间各时段播放多条线的电视剧集以吸引观众了……
探索的曙光
在广东和广州，观众已经多少年没有机会有幸一睹这么多国家的纪录片作品，尤其对于电视天空开放的大环境下、本土电视面对境外电视压力如何突围而出？举行类似的国际性电视文化活动，应是具有更大意义的。环顾国内，上海、四川有电视节，北京、福建有电视周，在这些文化盛会当中当然少不了国际纪录片参与的身影，而在我们这里却似空白，现在这个高水平研讨会的举行，确实能给广州及广东的纪录片制作环境带来突破，关键是在高端的电视文化种类上，广州终于能填补了这个空白。
2003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研讨会的筹备工作从去年至今，整整进行了一年，经费则由广州电视台自行筹措解决。主办单位从长远着眼，进行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工作。审批之初，国家一级的主管单位并不相信在广州能举办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但令人欣喜的是，纪录片开展工作甫一开始，就有了很好的呼应，从参评片的数量、参与国的踊跃等都十分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于广州这项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活动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决定在研讨会开幕和进行之时，派出终评委代表出席；从本次研讨会的终评委委员的组成阵容来看，有代表中国电视纪录片最高权威机构的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有代表目前国际纪录片制作水平最高实力最强的伊朗、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的业界权威；他们将从报名的138部作品中初评出来的59部优秀作品里，选评出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研讨会最终的特别奖、优异奖和大奖。
可以预期的是，目前中国大陆专门以纪录片为标牌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2003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研讨会就是一个首创。这么一个高质量的活动，对于提升广州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显见的，只要这一活动能够坚持办下去，以后全球的纪录片历史上，将留下广州这个名字！一个可借鉴的例子，日本有一个小市叫山形，本来没有什么名气，只因为一个叫小川绅介的著名纪录片导演在那里长期拍片及他创办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成了吸引世界的名字，两年一届，世界很多国家的纪录片送到这里参评，纪录片人到这里交流，这也带动那里的市民对纪录片的兴趣，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重头戏，提升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品质。这个实例对广州是一个鼓舞，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张力，纪录片节越办越丰富厚实、越有质量，也越能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历史进程中，添上深有意义的一笔。（文章资料参考：郭际生、李学武等）
相关链接
链接一：纪录片其实很精彩
《寻找他乡的故事》：出品人吴征，《寻找他乡的故事》可称是香港亚洲电视台近期的水准之作。该系列电视纪录片以四散在世界各的华人故事为内容，既缅怀早年华侨投身异乡的凄苦，也追访了新一代华人移民到偏远他乡的目标和心态，使观众耳目一新。该纪录片所寻访移居外国的华人故事，并非选择华人移民的热门国家如美、加、澳等，而是走访颇为冷门的萨尔雅多，马达加斯加，甚至以色列等国。节目苍凉、写实与感动，题材非常丰富，由香港著名主持人钟景辉旁白，使用日本知名作曲家喜多郎的配乐，使节目保持了很高的素质，为全世界各地华人的叫好叫座。该系列片连续三年获得香港电视节目欣赏指数调查最高奖，更夺得纽约电视节优异奖。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由杭州人张丽玲于1995年 8月起筹备拍摄，1996年3月开机，1999年6月正式完成；在1996至1999年４年时间内，集资6400万日元，采访300多人，跟拍66人，消耗1000多盘磁带，拍摄完成10集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该纪录片于1999年12月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吉林、重庆、南京、凤凰及日本富士等电视台播出，引起强烈反响。
链接二：参展影片精选
《狂喜之舞》：出品国澳大利亚。该片记录的是走进这个魅力世界的一次感性旅程；影片纵横各地，观察各种传统和现代日常礼仪，发掘人们通过舞蹈找到的变异意识状态。在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感受包括土耳其的狂舞托钵僧、尼日利亚与巴西的奥里沙女祭司、卡拉哈里沙漠和朝鲜的萨满教巫医等在内的奇特情景。纪录片探讨了冥想境界的许多方面，并且发现联接它们的是人类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在某些传统文化中仍能找到这种精神境界，有的文化正在设法重建它，而现代文化则在努力搜索它。
《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出品国中国。10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记录的是作家眼中的城市故事，选择了10位当代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刘心武、张贤亮、方方、孙甘露等，和他们所在的10个风情各异的中国城市，他（她）用自己的回忆折射城市的历史，用自己的经历编织城市的变迁，用自己独特的观察阅读城市的风景，用自己的思考揭示城市的文化内涵。该系列纪录片从2003年元月起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中播出，深受广大电视观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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