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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融合的起点
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正是在西宁以西的日月山垭口告别了熟悉的环境，随前来迎亲的吐蕃使者入藏。这是两个文明融合的开始。
而今，这里是青藏铁路的起点。
左边是黄河支流湟水河，中间是青藏铁路西格段，右侧的柏油马路与唐蕃古道重合。在这片离西宁数十公里的湟源峡狭长的谷地，历史与现实走到了一起。
在西宁，我们感受到了藏、汉文明如此不同。历史上，以西宁为分界线，湟水谷地成为汉文明向西传播的最后一个基地，而藏文明也再难向东翻过小小的日月山。
这种格局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影响着西宁人的生活。一个出生在西宁，做了8年政府公务员的汉族朋友说，西面他只去过青海湖，那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而向东，到过全国几乎所有大城市，一个月前他就去了两次江西省。他说，西宁城里见到的藏族人大多是三类：僧人、商人和退休修养的官员，尽管离藏区很近，但普通藏族人很少出现在这个城市。
摊开地图，就能发现这种格局的成因。
湟水谷地是最后一块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区，再向西，海拔陡然升高，农业文明止步于此，那里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在河湟地区处于中心位置的城市是西宁，1900年前，汉武帝的大将军霍去病带兵击败匈奴，然后在西宁修筑军事据点，中原人第一次在城墙的保护下，稳固地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
从飞机上俯视，可以清晰地看到，绿洲在山谷里追随着河流蜿蜒向东，巨大广阔的山包和陕北高原的黄土地一样，裸露着原始的泥土颜色。西宁不仅有充沛的湟水，它两千多米的海拔也是平原人可以接受的高度。和一年前采访青藏铁路一样，刚到西宁的前几天，我每天都昏昏欲睡，另一个同事则胃口大开，但这类“高原反应”还不足以击倒我们，当然也不能阻止霍去病将军用兵拓疆。
现在，西宁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可以直达霍去病永远也去不了的那个终点——拉萨。
20世纪50年代，西宁修通了铁路，大批支边建设的中原人拥进西宁，西宁的现代工业几乎都有内迁企业的影子。那次工业文明的扩张最终止步于铁路的尽头，西宁搭上了“现代化”快车的车尾。
8年前，我第一次去西宁，当时只有一个商业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的十字路口上有一座天桥，叫做“大十字”，天桥周边集中着几家商场，晚上有很多夜市摊，一条烤湟鱼只要一元钱。现在的“大十字”成了老城区，狭窄的街道和陈旧的建筑再难承担商业中心的重任，而且青海湖湟鱼被列为保护动物，在街头绝少见到了。
像任何一个内地大城市的翻版，西宁快速的城市化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也滋养着越盖越高的大厦。在城市中心有两座巨大的广场，每天早晨和傍晚，无数的人在这里寻找快乐，在这里，我们才发现西宁与众不同的“才艺”。
广场上有跳街舞的，有唱红色歌曲的，还有舞剑练拳的，最多的却是跳“锅庄”的。“锅庄”是藏族特有的舞蹈，随着旋律变换舞步。去年我在拉萨的郎玛厅见识过“全民皆舞”的场面，音乐酣快之处，舞厅的保安也跳进舞池，拉着客人翩翩共舞，每一个藏族人都会跳锅庄，我们几个汉族人和老外立刻被“显影”，笨拙地跟着音乐伸手踢腿。
西宁的广场上，锅庄却是主流娱乐，尽管这个城市里生活的藏族人微乎其微。
现在，我们可以乘坐汽车、飞机从西宁到达拉萨，7月1日后还可以搭乘火车直抵“圣城”。西藏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构建的世界，在100年前还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后一个“童话”，原因之一是艰难的道路有效地把它与世隔绝。
直到上世纪40年代，进藏最方便的路径仍然是从印度坐火车到大吉岭，再骑马到拉萨。从中国四川或青海入藏，最少也要三个月。中国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大多取道印度进藏，普通人则根本无法窥探西藏神秘面纱后的真面目。
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铁路的省会，拉萨会像西宁那样赶上“现代化”的末班车，变成另一个翻版的内地城市，或者内地城市也像西宁那样，潜移默化地承接着藏文明的改变，让“锅庄”大行其道吗？
也许历史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
1300年前，汉族历史上最辉煌的大唐王朝与藏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吐蕃王国之间就有一条“唐蕃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中原王朝给吐蕃送去了文成、金成两位公主和大批书籍，和平时期两国互派来使142次。
战乱一起，“唐蕃古道”又成了军队的后勤补给通道，吐蕃的骑兵从高原俯冲而下，唐朝的军队却始终难以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吐蕃腹地，即使1300年后，从新疆、青海进军西藏的解放军，也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到达拉萨。
文明的融合以战争为开端。
当时的吐蕃赞普(国王)松赞干布向唐朝提出迎娶一名公主的要求，不知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唐太宗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大怒，带领大军先吞并了两国中间的吐谷浑，继而攻入唐境。并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
两个强大的王国打了一阵互有胜败的战争后，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甚至求婚使者赞东禄也被赐予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为妻，不过，赞东禄以已有妻子为由谢绝了这门亲事。历史学家分析，真正的原因是他不能与松赞干布相媲美，也有人认为，赞东禄看穿了唐太宗拉拢离间的计谋。
14岁的刘文对1300年前的历史一无所知，他不知道一个唐朝的公主正是在他现在兜揽生意的地方，永远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嫁给了另一个国家的国王。
他站在日月山东边的山坡上，抱着一只羊羔，看见一辆绿色出租车缓缓开过来，小跑上前，向车里的人恳求：“抱我的羊照相吧，给书本钱就可以了。”历史在刘文身上留下了模糊的印记，他的爷爷是藏族，奶奶是汉族，“我一半藏族一半汉族。”他这样介绍自己。
海拔3520米的日月山垭口是一条真正的地理分界线。8年前毛头小伙子的我从这里经过，即使没有任何导游解说，没有充分的人文知识积淀，还是一下就感受到了明显的区别。日月山东坡是我熟悉的农田，大地被犁撕开，露出暗红色的伤口，农夫们向翻开的泥土里播撒麦种，那些低矮的，用泥巴糊起来的房子是他们生老病死男欢女爱的处所。登上垭口，眼界顿时开阔，无边的草原上几乎什么也看不到，线条柔和的巨大山脉静静地蛰伏在地平线上，阳光似乎也明亮起来，偶尔一个黑乎乎的牧民骑在马背上，慢悠悠地走向不知名的世界。
8年后，日月山东坡也覆盖起了草皮，一个当地人说，政府要求蓄草退耕。垭口上热闹非凡，旅游大巴、中巴，各种轿车停在柏油路边，还有一排流动卫生间，每次一元。白牦牛被主人牵着，神情黯淡。山脚下多了一条四车道高速公路，轻易翻过山头。不变的是日、月两亭与远方的雪山，它们默默对视了几百年。
文成公主在马车里颠簸了一年，到了这么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16岁的女孩也许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头隐隐作痛，呼吸也非要张大口不可，御医们却束手无策。远方来了一队迎亲的人马，他们皮肤黝黑，穿着奇怪的袍子，脸上涂抹赭红色的颜料，更让人害怕的是每个人都冲她吐舌头。尽管使者应该早就告诉过公主，藏族人对身份尊贵者行吐舌礼，但公主应该还是被吓坏了，以至于见到藏王不久后就请求废止了吐蕃涂赭面的习俗。
这就是两个文明融合的开始。从此唐蕃古道兴盛了上百年，公主带去了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金像，大量的种子、农具、织物，以及诗文、医疗等书籍，松赞干布则派遣贵族子弟前往大唐攻读汉文，向唐朝请求蚕丝、酿酒工匠，纸墨，磨房用的磨盘石。
很难说，那时吐蕃的首都也落(今拉萨)就开始“大唐化”了。松赞干布还有一位尼婆罗(尼泊尔)的公主，那位公主也给吐蕃带去了一尊释迦牟尼八岁等身金像和大批书籍。
松赞干布娶了文成公主，吐蕃10年没有再对唐朝用兵。然而1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守寡29年，其在世之时吐蕃与唐就不断发生冲突。以后的百年期间中国几无宁日，至少爆发了十次大规模战争，其中公元763年，吐蕃竟攻陷大唐首都长安，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王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儿子。
100多年后，赞普正式皈依佛教，成为西藏文明决定性事件。赞普对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教理犹豫不决，决定展开一场宗教辩论。
汉僧摩珂衍代表唐朝，莲花戒被专程请来代表印度。这次著名的僧诤被记录下来，汉人宣扬“捷径”、“骤然之道”，同时领悟空界色界，谓之“顿悟”，还在教理方面主张善行的无益性，印度人捍卫的是“渐悟”，主张逐渐向圣境发展，慈善行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僧败北，被驱逐离开，印度佛教独统吐蕃。
50年后，吐蕃爆发抑佛运动，吐蕃的荣耀时代和君权政治到此结束，中原地区也陷入分裂，两个文明渐少往来，“唐蕃大道”淹没于荒草之中，具体路径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
当大幕再次拉开，宗咯巴大师把几丝光明投射在舞台上，他创立了黄教格鲁派，改戴黄色桃形僧帽，重振佛法。格鲁派至今仍是藏传佛教中最大教派，达赖、班禅都属格鲁派活佛系统。从此以后，赞普代表的世俗权力让位于喇嘛代表的宗教权力，西藏文明最终形成了它今天尚存的那种形态。
尽管宗喀巴就诞生在西宁市25公里外的塔尔寺，他宣扬的教义却无法在这个没有藏传佛教根基的都市里生根，最终在遥远的拉萨找到了理想的天国。几百年来历经变迁，他布道而去的方向，始终是一个神明为主的世界。
从西宁打的士，半小时后就到了湟中县塔尔寺。传说鲁沙尔镇南面的莲花山形似六瓣莲花，登上塔尔寺对面的小山，一座金顶大殿熠熠生辉，那便是宗喀巴殿。
塔尔寺是格鲁派六大寺之一。从各地来的游客出没于僧人们的世界，大声喧哗嬉笑着，那些前来朝拜的人总能一眼就辨认出来，他们衣衫褴褛，神情肃穆，进殿低头跪拜，而我们总是先抬头仰望神像的真容。
在一个不开放的破败小殿内我们遇到了嘉措老和尚。他10岁就被父母送到了塔尔寺，在寺里住了70年，现在他看管着一个小小的展览馆，里面停放着一架班禅使用过的轿子和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
嘉措的房间里只有两个藏箱，几床被褥，几乎没什么积蓄，每年从庙里得到两千多元“工资”，“不够用，煤都涨价了。”他脸上的线条不够明确，我们分别不出他的民族，“我是藏族，”他慢悠悠地说，“寺里还有土族、汉族的和尚。”
很难理解70年的宗教生活把一个10岁的孩子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他听不清我们的话，往往答非所问，或者故意不理会你。“你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他装做没听见，我们又问：“怎么称呼你？”他说：“叫我喇嘛。”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也嘿嘿地笑起来。临别前，我们给了他20元人民币，问他生活苦不苦，他捏着钱，说，不苦，有吃有喝，喇嘛应该念经。最后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嘉措。
在大金瓦殿，19岁的小和尚格桑正给糌粑上刷红颜料，那是供奉给金刚带“血”的供品。他14岁上完初一，因为身体不好，被父亲送到了塔尔寺。
出家的人不能还俗，格桑以后只能静心侍奉佛祖，他随师傅去过上海、北京，更喜欢塔尔寺的清教生活，“别人都看我，不习惯。”“以后还想去大城市或拉萨吗？”“如果花钱就不去，不用花钱就去。”格桑一年只有几百元“工资”，他说，收入最高的是活佛，一年的工资有3000多元，还被邀请做法事，有额外的收入。“如果我有钱了，就布施给其他喇嘛，活佛们都是这样做的。”
用我们的眼光看，僧人们的生活未免清苦。在一个小小的殿堂里，我们遇见了“老哥”，他40多岁，看上去却象50岁了。在一束明亮的阳光下，他正坐在神殿外的角落里用黄纸擦酥油灯。
“老哥”是土族，这也是个信奉佛教的民族。他把15岁的儿子寄养给哥哥，一甩手就来到了塔尔寺。每天擦酥油灯，打扫殿堂，他相信，这样可以积公德。没有工资，只有一张床和两顿饭，“老哥”已经干了一年的“义工”，他准备再干三年就回家种地，“积公德时间越长越好，但家里没人做农活也不行。”
塔尔寺的每个殿堂都有老哥这样的“居士”，他们在角落里默默践行着自己的信仰。
在西宁，我见到了另一种宗教。市区北山的土楼观建于北魏，比塔尔寺还早了700年，供奉着汉族本土的神仙——元始天尊、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
土楼观的售票员小马把一束香逐个掰开，堆在桌面上。“这是他的晚餐呢。”“他”是山门里的看门神，尽管小马不信神，下班前还是要给“他”烧一束香火，“多拜拜神总不坏。”
小马的老家距离西宁100多公里，她家是地道的汉族，父母却从事放牧的营生，“家里很穷，养了一头牛，十几只羊。”老公是她的邻居，一个土族男人，两人来西宁打工，孩子留在父母那里。
“农历初一、十五来烧香的人很多，”小马说，“总都是请神仙保佑自己吧。”土楼观门前，坐着一溜人，他们是算命混小钱的人，满脸市侩，粗卑不堪，但总有人蹲下去，听他们神秘兮兮的预言。
小马畅想着美好的世俗生活，问我记者的工资有多少，“一千？”“不对。”“两千？”“再猜。”“三千？！”我不忍心再让她问下去，她也沉默不语。过了一会，我问她为什么道观里也用酥油灯祭神，在我的印象里，酥油灯是藏文化里独一的符号。小马说，隔三差五有喇嘛来参观，往观里送酥油，观里也供了几尊佛祖，算有渊源。
在西宁，还有全国四大清真寺之一的东关清真大寺，有几座小小的天主教堂，大家以各自的方式寻求神的庇佑，更多的人早已习惯了世俗的生活。
宗喀巴挽救的佛国几百年来试图保持封闭保守的姿态，塔尔寺的僧人至今还安心念佛。1000多年来，再也没有一条“唐蕃古道”那样的大道，能把汉藏文明密切联系起来。即使清末以来开放与保守的激烈较量，以前所未有的剧烈冲突改变着中原地区，被群山包围的西藏历经内部的变革和外部的军事入侵，却都没改变它固有的生态。
直到20世纪50年代解放军从新疆、青海、四川和云南四路入藏，修通了四条直达西藏腹地的公路后，西藏才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如今，青藏铁路以劈山跨河的巨大决心直通拉萨，佛国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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