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道德重建？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今日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运动，但未必是文艺复兴，而是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

　　去年年底，学者刘军宁先生发表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根据刘先生的解释，文艺复兴并不是要复兴文艺，而是要借助文艺进行的观念创新。这种观念创新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这是任何文明都无法绕过的一个阶段。中国要完善民主制度，需要以确立这样的价值观念为前提。因此，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而且，当代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文艺复兴的条件。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一个自我解放的时期正在到来。它最终将在全社会树立起个体至尊的观念。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部分学者、媒体的关注。杨鹏先生发表文章赞成文艺复兴的命题，并特别发挥了“新人文运动”的内涵。崔卫平女士最近也发表文章，对此予以声援。不过，也有一些人士对此有所质疑。有学者承认中国确实需要文艺复兴，但认为并不具备文艺复兴的条件。不过，至关重要的问题恐怕仍然是，假如当代中国确实需要再造价值、精神，那应当采取一种什么形式，指向什么样的价值？

　　近来，人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社会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变化的基本倾向是“去物质化”，人们在更为认真地对待价值、社会与政治问题。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单一的商业与经济时代，全民追求财富，各级政府追求GDP增长速度。这种精神状态恐怕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基础。

　　然而，这样的增长注定了是不可持续的。政府确实财力雄厚了，但是，社会治理似乎并未改善。地方政府为了寻求高增长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城镇风貌，无视甚至侵害民众的权利与利益。政府的公共品供应也没有随着财力增长而同步增长，相反，民众反而有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强烈感受。至于民众，尽管财富增加了，但是，幸福感似乎并未增加，整个社会反而充满着焦虑、不安等情绪。其实，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指出过，对物质福利不知节制的追求具有一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近两年来，人们开始对这种物质主义表示怀疑，民众发现有了财富之后权利就更值得珍惜了；学者提出民主话题；执政党也提出了和谐社会纲领；还有一些人士则致力于复兴传统。“文艺复兴”命题的提出，再次提醒人们在追求物质福利的同时，也要认真对待我们的精神与价值，这些对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对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精神与体制问题，“文艺复兴”的相干性究竟有多大？

　　早在上个世纪初，胡适先生就提出过“文艺复兴”的概念。当然，那个概念主要是指创造性地发掘、转化中国传统学术。与此更为接近的其实就是新文化运动，因为，现在人们倡议文艺复兴，所看重的正是其“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这一结果。而这也正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以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目标。

　　上个世纪这两次精神运动有一个共同之处，人们都致力于批判传统、摧毁旧的文化、宗教、信仰、道德、家庭等社会组织，以此达到解放人、释放人性，确立个体价值的目标，而文学、艺术也确实发挥着最为醒目的传播作用。这与欧陆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发现个人、确立个体价值的手段，都首要地表现为对旧事物进行批判，把人从宗教的统一秩序中解放出来。因为，人被那个统一秩序遮蔽了，所以需要通过以批判、摧毁的方式再度发现。

　　与此显著的不同是，本次文艺复兴的倡导者没有提出反传统的口号。这也许是因为，经历了近百年的启蒙观念冲击，传统已经七零八落，本来就没有什么再反的了。不过，失去了批判，文艺复兴恐怕就不再是文艺复兴。

　　当然，今日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运动，但今天所需要的，未必是文艺复兴，而是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因为，今日遮蔽中国人的人性光辉、损害中国人作为人的尊严的，并不是外在的旧道德、文化、价值秩序，而是只追求财富而罔顾其他价值的物质主义；是只关心自己而无视公共精神的利己主义；是只问得失不管对错、并且相信世间本无对与错的虚无主义。这些观念存在于许多人的心灵。批判、或者自我批判均无济于事。我们所需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是自我拯救与互助式拯救。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道德的自觉，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的自我治理，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现自己和他人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个体的尊严只能形成于道德自觉与社会合作中。这样一个个体与社会互动演进的过程，将实现个体的自我驯化及相互驯化，当然也能够驯化权力。

　　这也许是一种超前的思路。但这恐怕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国民财富、国家实力当然十分重要，但说到底，我们认为，健全的道德与社会生活才是生命的根本意义所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