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建议:对无害民间收债可“睁一眼闭一眼”

　　民间收债不耗费国家资源 能为国家“摆平”许多纠纷 法学教授徐昕建议

　　对无害民间收债可“睁一眼闭一眼”

　　核心观点

　　国家仅仅是禁止以公司组织的形式进行讨债活动，个人的替人讨债行为不在禁止范围

　　不能使用违法的收债手段，如暴力、绑架、敲诈勒索、黑社会势力介入、侵犯他人隐私等，这些行为应予惩治

　　国家应适当发挥私力救济对于纠纷解决的积极功能，限制并疏导其消极倾向，通过立法使之逐步纳入法制轨道

　　法制网记者 李立

　　春节将至，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讨债业务又迎来了生意兴隆。

据说，杭州市的讨债生意特别火爆，有些专业讨债人甚至放话：“春节之前忙不过来，不再接活儿了。”

　　1月18日下午，记者键入“讨债公司”百度一下，瞬间，便出现了766000篇与此有关的内容。位于搜索前列的，都是些冠名“商务调查”、“信贷管理”、“诚信调查”等公司，但无一不经营“债务追讨、债务清欠”等业务。记者随便拨打了两三家公司的电话，要求追讨一笔小债，对方均表示：“至少要10000元以上我们才会考虑。”

　　众所周知，国家明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讨债公司，但民间的需求却使讨债业务依然涛起浪流。由此，记者采访了对私力救济研究颇深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他建议，“政府对民间收债最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没有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完全可以放任不管。民间收债不耗费国家资源，却能为国家‘摆平’许多纠纷。”

　　遇红灯绕着走不违法

　　通常，讨债人是回避媒体的，但开办“杭州追替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的吴律洪认为没必要。这位追回欠款数百笔的职业讨债人说：“没错，国家是不允许成立讨债公司的，但民法通则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可对民事行为进行代理。讨债正是一种民事行为，我是在以个人身份履行公民的民事代理权。”

　　有人说吴律洪现在已俨然成了这个行业的“形象代言人”。

　　对吴律洪的说法，记者请教了徐昕教授。

　　他认为，吴律洪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第一，国家仅仅是禁止以公司组织的形式进行讨债活动，个人的替人讨债行为不在禁止范围；第二，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只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是合法行为，而有些收债人可能使用暴力，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收债行为才常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进而对收债人的一切收债行为的合法性均有怀疑。

　　“实际上，收债行为虽然潜含着暴力的因素，但并不必然使用暴力，不少收债人往往会避免使用暴力，因为他们会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并避免暴力引发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招致国家干预。”徐昕说。

　　他认为，私人收债行为是私力救济的一种。在现行法律之下，只要收债行为不违法，就应当视为当事人合法的私力救济行为，就不应当在法律上受到否定的评价。

　　私力救济面临观念障碍

　　讨债行为的合法性之所以遭到社会怀疑，反映了私力救济在我国所处的边缘地位。

　　徐昕说，私力救济指个人利用自身的力量，或者依托其他私人的力量，不诉诸公权力机关，不通过法律程序，而自行实现或维护权利，正如私人收债、正当防卫、自助行为等。但目前私力救济的行使，在我国仍然存在较大的观念和法律障碍。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私力救济是一种落后、不文明、无法无天、应抑制和抛弃的纠纷解决方式。与之相应，国家鼓励民众通过公力救济解决纠纷，不重视私人在法律实现中的作用。这种观念大大制约了私力救济的行使。

　　我国法律很少就私力救济作出正面的规定。目前法律许可的私力救济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律虽未明确规定自助行为，但学理及司法实践中都能予以认可。而刑法上的自救行为则尚未被认可。法律规则不明确，容易导致私力救济行为在法律效力上的不确定性。

　　他指出：“应当认真对待私力救济，通过法律实现对私力救济的控制，在抑制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基础上，发挥某些无害的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

　　民间讨债行为的法律底线

　　民间讨债行为的法律底线

　　在哪里？什么能干？什么坚决不能干？

　　徐昕回答：“民间讨债行为的法律底线在于，不能使用违法的收债手段，比如，暴力、绑架、敲诈勒索、黑社会势力介入、侵犯他人隐私等，这些不可忽视，应予惩治。只要不违法，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

　　徐昕教授曾经细致调查过华南一个民间收债案例。他说，调查表明，天并没有塌下来，而且在一定的情形下民间收债会导向自发的和平、规范与秩序。在当今中国，民间收债现象十分普遍，事实上也没有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等。

　　他主张，对于民间讨债行为，只要从正面进行引导和管制，发现违法加以惩处，社会效果是会不错的。只要国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来加以规制，完全可以做到利大于弊。

　　提供私力救济的清晰指引

　　私力救济对于纠纷解决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其本身又存在诸多弊端。如何一方面利用其纠纷解决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抑制其缺陷，各国对待这柄“双刃剑”态度不一。

　　据徐昕归纳，各国对待私力救济大致采取四种态度：

　　一是保持沉默，既不许可亦不禁止，但事后可能提出异议或实行制裁。

　　二是完全禁止私力救济，但这种制度安排显然难以落实，禁止还可能增加私力救济的成本，同时也会导致社会成本高昂及法律实践与表达的严重脱节。国家规定此类无法落实的法律原则既无正当性，也无必要性。

　　三是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四是面对私力救济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承认私力救济为原则，设计出鼓励、许可、默认、禁止私力救济的类型、范围、标准和条件等。

　　他介绍说，现代大陆法国家多采取第三种，而普通法国家多接近第四种模式。比如，美国就认可并积极地通过法律规制私人执法机构，比如，私人侦探、私人警察等，充分发挥私人在法律实现中的作用。

　　徐昕认为：“英美法的自由放任主义姿态更为可取，即以大致承认私力救济为原则，同时具体设定禁止私力救济的情形和许可私力救济的条件，为人们的纠纷解决行为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在允许设立民间收债机构设立的法律制定之前，徐昕建议政府对民间收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完全可以放任不管。民间收债使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障，国家从中是有收益的。

　　他主张，国家应当考虑适当发挥私力救济对于纠纷解决的积极功能，限制并疏导其消极倾向，根据需要通过立法使之逐步、部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三者发挥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更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缓解司法压力，节省公共资源，促进私人自治，维护社会秩序。

　　徐昕，男，1970年生，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在《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专著有《论私力救济》、《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译有《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公共知识分子》、《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责任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