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学者：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何遭憎恨？

　　新华网专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迪帕克·拉尔最近在媒体撰文称，资本主义全球化遭到两大群体的反对：一是第三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可能带来西化和新统制经济感到恐惧；一是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他们毫不掩饰对资本主义怀恨在心。

　　伟大的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给资本主义下了一个贴切的定义：“创造性破坏”的制度。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自从欧亚大陆形成定居的文明国家以来，企业家及其运营的机构(货物集散地、商行、银行和公司)始终无所不在。古代的商业资本家们地位卑微，他们积累的财富也一再被国家所掠夺。他们的职业必然要冒险和重视创新，而这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于自身不利的创造性破坏。

　　尽管这些标新立异的资本家们存在于欧亚大陆所有农耕文明古国中，但后来只有一个国家允许他们放开手脚，并最终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接受了他们寻求创新和冒险的行为。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诞生，而这种经济制度导致了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分流。

　　我认为，这个大分流是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起的一场法律革命的结果。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将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并通过由此产生的教会-国家模式，创造了成熟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律和行政基础设施。寻求创新和冒险的资本家们因此得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由此开创了改变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由此促成的资本主义一直受到抨击。争论主要围绕道德和审美。在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新统制经济论者看来，全球化是浮士德与魔鬼的协议，是以失去灵魂为代价换取繁荣。被视为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兴起而出现的社会的道德沦丧，一直被错误地归咎于促使社会繁荣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而不是归罪于西方不断扩大的道德真空。事实上，正是道德真空摧毁了西方的传统道德支柱。

　　文化民族主义者最惧怕的是西方的道德沦丧在全球传播。遭受创伤的欧亚大陆各文明国家对西方的这种冲击分别作出三种回应。一是像日本人那样接受西方的物质观，同时保留本国的宇宙观。二是因可能导致西化而逃避现代化，这体现在甘地和当前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身上。第三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回应，即通过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或主张通过缓慢渐进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费边主义。

　　这条中间道路的失败最终迫使欧亚大陆幅员最广大的两个文明国家印度和中国步日本之后尘，因为它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赋予它们走向繁荣的手段的同时，并未夺走它们的灵魂。因此，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依然怀恨在心的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统治的国家和西方的新统制经济论者。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