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 绘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我所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80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读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与文学却很是隔膜了。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
这样的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10多年的急剧萎缩,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日渐稀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和情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反映社会风云的风向仪,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那块广袤的土地、与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作者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