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花爆竹禁改限看法律对民俗的尊重

　　赵万一

　　编者按：

　　2007年的春节就将过去了，农历丁亥年在安详和谐的气氛中悄悄开始。在这新春佳节中，我们的法律人是怎样度过的呢？他们想必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感吧。为此，我们组织一个“法眼看过年”的栏目，也藉此给关心法治建设的各界人士拜晚年。

　　如果选一种最能代表中国年的节日民俗的话，恐怕非大年夜燃放烟花爆竹莫属。但在大约十五年前，首先从经济较发达的深圳和广州开始，许多城市都纷纷对烟花爆竹发出禁放令，且这些禁放令大多是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出现的。

　　为了保证这一地方性法规的执行，每年春节期间，地方政府都不得不动员大量的人力去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其结果是执法人员疲于奔命，社会公众则多有怨言。后来大多数城市开始对强硬和僵硬的禁放规定进行反思和调整，这一现象在2005年年底时节表现最甚，并一直延续至今。其基本做法是改禁为限。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改禁为限的理由与禁放时的理由惊人的相仿，只不过说法相反而已。

　　到今年为止，除了广州等少数坚决派之外，大多数城市均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实现了改禁为限。围绕烟花爆竹禁放的是非之争和最终采取的禁改限，使人们对法律能否规范传统文化而心存疑虑，这其中至少可以折射出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法律究竟能够规范什么？

　　我国立法特别是地方立法中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法律的制定上不够严谨。一些地方立法机关认为任何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甚至包括文化现象都需要而且可以通过法律来加以规范和解决，如果有些社会关系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调整，那么就被视为是法律不完善的表现。

　　地方立法的主要作用是寻找国家法律中的漏洞加以弥补。而地方立法限于立法权限的制约，通常只能对公民的行为进行限制。其结果是每通过一部地方立法，实际上就构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一次限制。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仅仅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而已。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国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除了借助于法律手段之外，还必须借助于其他手段，主要是伦理道德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调整。有些行为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宜用法律来加以规范的，典型的如民俗文化，就其特性而言就不太适宜用法律作禁止性的规定。如果法律的禁止性规则和传统文化的作用方式发生冲突的话，不仅规则不能得到遵守，反而可能引起普遍性的逆反心理，从而使法律缺乏有效实施的信仰基础。

　　其二，究竟什么是法律应当代表的民意基础。

　　作为地方立法机关出台“禁放令”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燃放烟花爆竹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有相应的统计材料佐证禁放是顺应民心之举。禁改限的理由之一也是认为这一举措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这里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民意，谁能代表民意？民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应当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权威的反映方式。如果先有结论而后再去论证其是否符合民意的话，那么任何行为包括非常荒唐的行为都会找到相应的民意基础，其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语)。衡量法律是否符合民意的惟一标准应当是法律是否与社会公众对法律的预期具有一致性及法律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如果法律的规定与社会公众对法律的预期相差太远，或者是法律与主流的习俗和传统完全相左，那么就基本可以判断这种法律是违背民意的恶法而不应当被制定出来。

　　其三，法律究竟应该怎样制定。

　　据各地媒体报道，烟花爆竹的禁改限不但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而且收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其原因就在禁改限立法不是简单地通过压制一部分人而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充分兼顾了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体在利益追求上具有自主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整个社会也是由若干彼此竞争又互相合作的利益集团所共同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任何国家法律的制定都只有在充分尊重这种多元的利益格局，充分照顾各方利益诉求的条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的认同。燃放鞭炮并不像关起门来吃年夜饭那样，是纯粹的私人事务，它会影响到他人的生活安宁权并会对环境带来一些影响，因而是一种涉他性行为。要想使所有的社会公众都对一项涉及他人利益的事务完全取得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任何社会公众都必须对他不习惯的一些东西给予必要的容忍。但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也应当局限在合理的限度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这种相互容忍的碰撞、磨合过程，法律的规定也应当是利益平衡的结果。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