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应当从拷贝时期进入创新时期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怎样开始的呢？是中国革命的政权被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后，国际环境好转，大批人员出国去学习先进发达国家的东西，包括它们的法制，它们的科学技术，它们的社会科学理论，文学创作方式，等等。

　　在这个拷贝过程中，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比如说学习国外的足球联赛制度，到现在看来没有多大起色。而学习香港的反贪经验，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在经济学方面，学习国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经济的规范，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理想的地方。在文艺方面，也主要以学习和拷贝国外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为主。当然，也包括了一定的复古，如回头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拷贝过去。

　　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也鼓励创新，也说要大胆创新，但是，所有的所谓被宣称为创新的改革，研究其内容，终究还是拷贝。

　　苏联在改革中垮了，为什么苏联会垮呢？因为苏联的改革相当僵化，拷贝得过于教条，也可以认为苏联的改革导致的解体，是因为硬性拷贝导致的灾难。从戈尔巴乔夫的硬性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中拷贝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叶利钦硬性地在苏联拷贝美国的经济制度，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因此，俄罗斯人民在改革中的失误，导致了他们痛定思痛，也停止了硬性地拷贝，而进入到了新的思索和创新阶段。

　　那么，我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信息流通特别快，导致了过去非得派人出国去学的知识，现在通过各种媒体也就能够迅速掌握了，没有必要非得亲临其境才能够获得信息了。而这种信息的迅速流动，也导致了西方的那些东西我们也知道得差不多了，而全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则是连最先进的国家，也没有寻找到好的办法。而国内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有许多到现在也没有现成的有效的解决办法。

　　因此，到现在改革应当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真正的创新阶段。我这里指的创新，是指的走全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办法，而不是继续背书，说这儿违反了什么什么原则，那儿不符合规范，等等。创新可是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是要产生突破的。

　　但是，我这里一讲到创新，就要考虑一个区分“真创新”“成功的创新”和“伪创新”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论坛上，就有人提出各种新理论，包括新的哲学观点，新的经济学观点，包括我在内都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但这些创新的观点能不能站得住脚呢？那是不见得的。那么，怎样判断一个创新是不是真创新呢？这就又和改革开放的后半个词，开放有关系了。

　　我认为，真的创新，成功的创新，一定是和开放后的“流出”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必须造成信息的流出。

　　我这里打几个比方吧。比如说美国的麦当劳，它即是一个快餐店，也包含了一种文化，它居然就能够在全球许多地方开了分店。麦当劳吃的东西，是什么餐呢？是正宗的西餐吗？肯定不是，那会让西方正宗的西餐大师脸红的。因此只能够叫它麦当劳餐了。那么，国内现在也有快餐店模仿麦当劳，甚至有的在国内也相当成功，国内到处都是。这样仍然属于“拷贝”。我就想，将来国内能不能有一种更新的饭店，里面卖的东西，你说不上它是中餐还是西餐，不强调什么正宗不正宗，但是能够开到全世界各地去，也让全世界各地都能够见得到？只有那样，才算是真创新，才是创新成功了。

　　再比如说吧，我们现在也给国内的科学家颁奖。但是瑞典的诺贝尔奖，却是少颁给瑞典人的，是真正的国际奖，是颁给全世界人的。那么我就想，中国能不能也创立这么一个科学家奖，哪怕头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主要是颁给全世界各地的最著名的科学家，不要那么小家子气，以为自己的钱最好自己人得，那不是一种“开放”的想法。要让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能够以获得中国的这个奖为荣，能不能？

　　再说我们的经济学，能不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创立一个全新的学派，即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是全新的，有质的突破的经济学，不仅如此，还真能解决问题，还能够流传到全世界，使得国外的许多经济学家一发表论文，就引用我们经济学家的理论？甚至我国能够经常派出经济学家到美国到英国去指导他们国家的经济？能不能？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导致美国人要来中国学习经济学，那才是真创新。

　　再说文艺，国内这些年来许多新东西，其实都是拷贝外国的，比如说街舞，比如说RAP。当然，国内传统的东西也被外国拷贝，比如太极拳，功夫，这次奥斯卡影片中的无间道拷贝香港的剧本。我的观点是，中国的艺术家们能不能够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形式，致使国外流行起来？使全世界人民喜欢？而且并不是拷贝我们的过去，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全新的小说，全新的电影，全新的某种舞蹈？

　　再说社会科学理论，我们不能够说没有创新，但是创新有没有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被外国人认真地学习？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被外国人认真地学习的，比如智利的总统就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因此毛泽东思想可以认为是一种成功的创新。那么，我们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新的政治理论，哪怕就是国家领导人创造的吧，什么时候能够让外国人特别认真地学习？那才是创新成功的标志。

　　现在一说宣传，那就是说要有主旋律。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努力一下，导致主旋律流出到国外，成为越来越多的其它国家的主旋律？还是只呆在中国，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主旋律？

　　上面讲的无非就是一个道理，就是成功的创新的标志，应当是成功地流出。

　　再说制度，现在有一种将制度固化的倾向，我认为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因为，制度是上层建筑，它是不应当固化的，它应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前进的。因此，当生产力处于一个低的水平的时候，有一个低档的社会制度与之适应，而当生产力处于一个高的水平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社会制度的升级。

　　比如说，毛泽东当年把游击战纳入战略问题考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要永远地进行游击战，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进行正规战，再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获得战争胜利进入建设阶段。

　　与此相对照，当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根据我国农村的一些地区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设计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但这种办法虽然是创新，却和上面讲的游击战一样，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当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不可违反的祖训，而是在农村的生产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要进行升级的。因此，农村的改革，需要根据新的生产力，新的情况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并不只是党中央想办法，全体农民也都要想办法。联产承包责任制决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终极的理想。

　　当初小岗村能够有十几个党员开秘密会议，搞出一个生死状。那么，生产力发展到今天，也可以有一些新农村的党员在一起开个会，弄出一些全新的东西，而由于政治的宽松，也没有必要搞什么生死状吧，党中央也应当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首创精神爆发出来，产生真的成功的创新。

　　当然，我这里一提到创新，也许就有右派跳出来说对啊对啊，好啊好啊，就是要创新啊，但是他们提的建议，我认为可能还是拷贝，但是拷贝是不成功的。包括美军在伊拉克亲自操刀的拷贝都不成功嘛。

　　毛泽东当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就希望中国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人类送去更多的东西。正如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应当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因此中国人没有必要那么自私，要多考虑考虑全世界，甚至也可以认为中国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华的振兴。当中国人对全人类有更多的关怀的时候，可能也就顺带着解决了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