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季家的功臣(图)

　　蔡德贵

　　1947年，铁路交通仍然不正常，但季羡林还是下决心要回家看看。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坐飞机从北京回济南。

　　到了家，看到了未曾识面的第二位婶母。叔父的第一位夫人，姓马，不知道名字，是把季羡林抚养大的，但对这位婶母，季羡林并没有太多愉快的回忆。

　　继婶母姓陈，名韶泽，从名字看似乎是出身名门，其实不然。但家中原也不是最低层的，不然，幼年时不会学到中医知识。这位婶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婶母地位仅次于生母，他对她非常尊敬。在他离家的12年中，婶母在国内经历了日军占领时期，此时又经历着解放战争。在国外期间，有五六年是音讯不通的，亲老、家贫、子幼，而他又鞭长莫及。叔父脾气非常暴烈，甚至有些乖戾，极难侍奉。家中经常没有经济来源，就全靠婶母一个人支持。她去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卖过衣服小家什，在日军刺刀下去领过混合面，骑马到济南南乡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她靠自己幼年时学到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婶母以“少妻”的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叔父“老夫”。所以，她的苦心，经常催季羡林下泪。他知道，在那样万分艰难的年代里她竟然没让孙女婉如和孙子延宗(学名为季承)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后来成为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季承，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1955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级物理研究所搞科研管理，也是高级工程师。所以，季羡林知道，如果没有婶母(后来家里人称她为“老祖”)，自己的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这次回家恐怕也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离子散，叔父归天了。

　　“我自认还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的所做所为，我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回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睛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们全家都尊敬她，热爱她，‘老祖’这一个朴素简明的称号，就能代表我们全家人的心。”

　　妻子彭德华也不容易，她比季羡林年长4岁，已经到了四十岁。对于季家来说，她真正是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一辈子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叔公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这十几年她到底受过多少苦，季羡林怎么也搞不清楚了。

　　妻子天资不是太高，上学又不多，她从来没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也谈不到去看了。她从来没有给季羡林写过一封信，在德国这十一年也不例外，她根本拿不起笔来。这样一个妻子，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但是道德水平是极高的。季羡林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了照顾叔公、婶母，妻子呆在济南，一直到叔父去世以后，1962年她才和婶母、子女一起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季羡林从济南探亲以后又回到北京，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他仍然住在翠花胡同的小院里，孤寂而清冷。饿了，同人力车夫一起去路边的小吃摊，坐长条板凳喝豆腐脑；渴了，捅开煤炉子烧上一壶水，泡杯茶喝。从此，他形成一个固定的生活习惯，即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烤馒头片就炒花生米，花生米是那种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然后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从无单调厌恶之感，而且味感还越来越好。这种习惯，季羡林自己戏称是他个人的怪癖。(11)

　　图为:与家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