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亲买年画

　　柯喜堂

　　上世纪70年代初，我招工进了一家省属企业。每逢春节回家，都要上街选购一些年画给母亲带回去。

　　母亲一生喜欢热闹。每到春节，无论日子过得怎样紧巴，她都会买一些年画，把在小县城的家装饰一新，烘染出团团喜庆和吉祥的气氛来。

这些年画，有单张的，也有四条屏的，有墙壁上贴的，也有门上贴的，就连厨房也不空着，供着母亲专意诚心请回来的彩色木雕版的灶王爷。年画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既有暗寓美好愿望的“年年有余”（一个胖大小子怀里抱着一条活蹦乱跳的红鲤鱼），或象征美满和谐的“和”“合”二仙，也有生趣盎然的工笔花鸟或美人画像。不过，我尤其喜欢那种俗称“四吊”（四条屏）的年画，因为上边不仅有画，有文字，且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即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最早就是从“四吊”年画中熟知的。母亲出身大家，小时上过学，通过她对年画背后故事的讲解，亦不啻使我受到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并也喜欢上年画。上世纪60年代末，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声中，此前一直靠打临时工补贴家用的母亲，因无正式工作，遂领着几个弟妹从县城下放至数十里外的农村，买年画的任务即由我承担起来。

　　对时下年轻人而言，“年画”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很难对此有什么感觉了。而对我们五六十岁的人来说，年画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抑或我国独有的民族绘画形式，且曾是浓浓“年味”的载体，乃至生命欣悦和兴奋之所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日趋开放，经济多元发展，年画市场也异常火爆。有资料讲，当时全国出版的年画品种每年达5000种，印数8亿张之多。不难想像，当年母亲也美美过了一把年画瘾。那些年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带回来的厚厚一卷年画打开，待母亲细细欣赏后，按照她老人家的指挥，或床头，或四壁，或堂屋，或门上……一张张一幅幅地贴上去。贴好后，家里一下子亮堂起来，“年味”也变得可触可摸。上世纪90年代后，年画日渐衰落，但母亲对年画始终钟情不改。母亲病逝已七年了。她当年喜爱的一幅金鸡年画，仍贴在旧居床头，时时勾起我对母亲的不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