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生死合同”事件后的“媒体行政”现象

　　廖德凯

　　本来，媒体监督是一种非常规手段，一种特殊形式，然而，由于常规手段的失效，使更多的人迷信媒体的力量，一旦媒体不能进行报道，往往导致当事人产生极端想法，这已经被许多事例所证实

　　山西省忻州市“签下‘生死合同’继续危房上课”的消息发布后，社会反响强烈。

忻州市委、市政府对报道高度重视，市、区两级领导接连作出批示，并当即决定投资45万元为上社村小学建设490平方米的新校舍。4月4日，35万元资金已经到位。此外，忻州市决定在全市展开校舍安全大检查，并对忻府区在上社小学危房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通报批评。（《羊城晚报》4月4日）

　　上社小学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而且，还促成了一个保障性的机制的产生：从今年起，忻府区政府将每年拿出240万元，专门用于学校危房改造，力争在3至5年内将忻府区所有学校内的危房隐患全部消除。对于这种“闻过则改”的雷厉风行的行政作为，自当进行肯定。不过，透过山西“生死合同”事件，一种现象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笔者暂且称其为“媒体行政”现象。“媒体行政”，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因媒体的曝光而促成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其意有二，一是问题早已存在，但因各种原因不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所知，或行政主管部门已知但一直不予解决；二是当媒体报道之后，马上得到迅速妥当的解决，其行政效率远远超过正常办事效率。其实质不是行政机构处理了事务，而是行政机构在“执行”媒体的“文件”。“生死合同”事件正是一个典型的“媒体行政”案例。上社小学在危房中上学已经数年，其间还有过房屋产权的转变，如果说某某主管部门不知道此事，那只能说明该部门相关人员的失职。签“生死合同”虽然只是上月之事，但此事仅仅是一个新闻看点，或曰“炒作点”，而问题却是早已存在的。当媒体得到了“看点”并进行报道后，马上引起各级“高度重视”，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媒体行政”现象，“媒体行政”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正是近些年来频频发生此类事例所致。

　　然而，这种“媒体行政”现象却令人忧心。其一，这暴露了目前行政机构在处理行政事务中的问题：推诿塞责、办事拖拉、不守程序、冷漠无情，这些“工作作风”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相关人员将“职责”化成了“职权”，有权无责以至于有事无人管；其二，本来，媒体监督是一种非常规手段，一种特殊形式，然而，由于常规手段的失效，使更多的人迷信媒体的力量，一旦媒体不能进行报道，往往导致当事人产生极端想法，这已经被许多事例所证实。

　　因此，对于“媒体行政”现象，要引起政府的更加“高度重视”，让媒体监督回归其特殊地位，不要再因行政机构的不作为让媒体负起“行政责任”，助长“媒体行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