簇簇海上花

　　近期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民社会史论》，对于上海的身世以及它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独到而具有开创性的探究。

　　近代上海，曾经以它奇迹般的崛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上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

同时，它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历史玄机，使上海能够在百年之间，从一个三等县治遽然变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千百年来默默固守东海一隅的上海，它忽然之间的别开生面和日新月异，对于一个古老而在鸦片战争之后趋于衰落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在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某种所谓的上海精神是不是正在成为或者终究要成为一个现在时和将来时的概念？

　　上海的开埠和租界，是列强恃强凌弱、破门而入的结果，因此它们当然造就了上海民众的民族屈辱和愤恨。但是，一个只会愤怒和控诉的民族，也将无法赢得自身的救赎。任何在劫难和压迫中能够自新、再造的民众群体，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对外抗争的同时又能够“反求诸己”，从而能够认识乃至重新把握世界的潮流；这当然也就包括了在开埠和租界的历史变局中，上海市民社会在外部世界的撞击、逼迫和参照下，自身所形成的改造、嬗变和发展。

　　开埠以后，西方事物和文化大规模融入上海。而上海所以能够对此表现出相当从容以至是宽容，又有着多种的原因。这既可以追溯到儒家文化的“兼容”与“中和”思想，又与它移民人口的文化性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上海民众的移民身份及其他们的某种文化“边缘性”的特点，从而弱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同时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当然，造就上海中西交融的更为重要的内在原因，则应该是经济基础。明清时期江南一带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及其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相对发达的商品流通，使得江南和上海地区的民众初步形成了新的义利观、伦理观和道德观。这就使得上海民众在面对外来事物和文化时，能够采取相对开放实用、求真务实和兼容并蓄的立场和态度。

　　在描写上海开埠早期市井生活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里，内地青年赵朴斋初到上海，看到的就是一幅各色人等各为生计、注重功利的城市景象；它与《儒林外史》、《红楼梦》中相对稳定和保守的农业经济及其社会关系，已然不同；其市井风情也与《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南宋都城临安，以及《金瓶梅》中的那个清河县，迥然有别。

　　正是这座城市已有的工商性质及其对于民情的濡染，遂使得“西化”的照明用具、自来水、通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得到了令赵朴斋大感诧异的应用；而上海人对于黄浦江上的外国货轮，大马路上成群结队的洋人，也就见怪不怪，处之坦然了。中西文化前所未有地融合，使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因此而使上海形成了一种“化外之地”的景观。实际上，上海只是在历史变革的机遇中，以一种“上海文化”的姿态展现了它崭新的面貌。这种文化精神以及由它们转换的物质生产力，直接造就了近代上海的卓然崛起——这构成了《上海市民社会史论》的核心论述之一。该书近期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