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王小波

　　十多年前，小波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问他一个傻问题：“您就从来不生气吗？”他知道我的意思：你的文章无论写到多可气的事，都那么不动声色地闷逗，生活里你也这劲儿吗？记得他笑了笑：“怎么可能呢。再说生气也不能随便给人看呀。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想知道他是如何生气的，正如我还想知道他是如何哭泣的一样。大概他作品里无处不在的坏笑，让我对与此相反的表情愈加好奇吧。然而永远无法得见了。

　　直至去年，我终于从许倬云先生那里听见他生气的情形：“大概是八四年到八七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我和小波都要在匹大（匹兹堡大学——编者注）的办公室长谈一次。我们聊起各自的经历，经常说着说着就生气地互相拍起了桌子。”

　　“你们生对方的气？”

　　“不，都是为自己讲述的事情生气。他讲在中国农村插队的事，对比起官僚和农民悬殊的生活差距，他很为农民感到不平，声音越说越高，桌子越拍越响。”

　　之所以想起王小波“生气”的事，是因为刚刚被朋友考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王小波呢？按说这是不可能的。”这问题的意思是：“中国”乃一种精神文化，“王小波”乃完全迥异的另一种精神文化；按说前者是母体，后者是孩子，然而这个孩子的基因，好像丝毫也没有母亲的遗传，那么他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我一时想不起做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分析，只好把小波“生气”的情景讲给他听，并念诵许倬云先生的十六字考语：“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朋友听罢，连连点头：“是了，是了，天性如此笃厚而纯真，难怪他是王小波了。”然而他马上又摇头：“可这不算理性的回答。”

　　于是我就试着理性地回答：因为在现当代中国，除了本土文化，还有翻译文化和科学文化。对，是汉语的罗素、马克·吐温、萧伯纳、卡尔维诺、图林和爱因斯坦们催生了王小波。他们是他的精神之父。而母亲……母亲就是汉语吧。所以你总不能说王小波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关键是选择问题。同是选择精神摹本，中国当代作家多选拉美魔幻，可是王小波却选择英美幽默文学和南欧清晰精致的现代派文学。他作此拣选，是因为客观的科学文化支撑着他的精神构架，这种精微而外向的思维必定会让他寻找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他的思维和写作是以罗素哲学为底色的，而罗素首先是数理逻辑学家，该学科是骨头中的骨头，科学中的科学。王小波自己对逻辑学的研究，也到了符号逻辑的阶段。所以你看他的杂文和小说，虽然形象欢蹦乱跳，可是那层层推进的逻辑，着实密不透风。

　　聊到这儿，我终于能讲讲他的小说了。我敢和你打一百万的赌，王小波有几部小说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至少《唐人故事》的每一篇、《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和《红拂夜奔》没问题。据我的阅读经验，这些小说的文字、内涵、形象和写法均为上上乘，尤其后两项，可以说为古今所无——坏作品当然也可以坏到古今所无，可天地良心，对他的作品不可取此说。

　　《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诸篇小说，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它们都讲述了一个个怀抱罗素式哲学态度的主人公，在不同时空中的荒诞遭遇和灰暗处境。这些主人公的特点是：智力超群，求知若渴，内心叛逆而与世无争，只想在平淡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之事——这种事往往是与人无害的智力活动。王二们既无澎湃的抒情言志，也无鲜明的道德评判，而是时时抽离情感与是非，刻刻处于旁观和判断的状态，以便把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当作认知的客体。这是罗素所主张的“避免歪曲客体”之法——由于知识乃是自我和非我的结合，主体对于“非我”，一定要按其所是来认知和接受，而不能将其置入自身熟悉的主观论域。于是我们看到，主人公一直在极尽精确、“价值中立”的思维中经历着生活，但他一次次收获的，却是精确思维所无法解释也无从想象的现实——当此之际，生活的荒谬本质被突然裸裎，而孵育此类生活的那种精神结构和决定力量，也从出人意料的角度遭遇了追问与袭击。《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我的阴阳两界》都是以这种手法结构成篇的，主人公跨越今昔、若有所思的生活，就如同一道道古怪的逻辑证明题——演算者竭心尽力遵循科学的步骤，然而推导出来的却是荒诞的结论。

　　作者对生活的这种写法，使他看不出一点生气的迹象，相反，他倒更像是一个全无心肝、道德沦丧的家伙。只是偶尔，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段落：“小时候我去逮蜻蜓，把逮到的蜻蜓都放到铁纱窗做的笼子里放着，然后再逐一把它们捉出来电死。没被电到的蜻蜓都对正在死去的蜻蜓漠然视之。因此我想到，可能蜻蜓要到电流从身上通过时，才知道中了头彩，如梦初醒吧。”（《革命时期的爱情》）

　　这样的段落会有什么意思呢？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吧。

　　小波，不知您听见我的这篇废话是否会生气。愿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