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不论是谁，当他（她）面对那些令人尴尬、而又确曾存在的往事时，若想做到心平气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阅读《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的过程，体验到的，正是这种百感交集的复杂情绪。
该书编者郑曦原先生说，他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期间，“曾比较系统地查阅了《纽约时报》从1853－1997年的对华报道目录索引，并阅读了其中晚清时期的408篇文电”。他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跨世纪追踪报道，其篇幅是如此之巨大、时间是如此之连续、视角是如此之完整时，内心受到很大震动”（《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于是，他选编了其中自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原始文电134篇，编成了这本《帝国的回忆》。事实上，该书曾于2001年5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并引起了广泛关注。次年，繁体字版（上下册）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在台北出版。此次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是该书的修订本。学者周振鹤先生的评价，或许最具有代表性：“我们应该向这本书的编者致敬，虽然他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他却有许多近代史专家所缺乏的敏锐与敬业精神。”“中国人早就知道，以人为鉴，可以正衣冠……以洋人为鉴，不论其为东洋西洋，都永远是必要的，尽管东西洋鉴里反映出来的一副我们的尊容也许令人觉得不快，甚至痛心疾首，但到底有其反映真实的一面，所以我们不能不照一照。”（周振鹤：《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读〈帝国的回忆〉》。《文景》，2002年第3期）曾经的中国，曾经的我们在《纽约时报》的笔下，有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中国，有一群陌生而又熟悉的同胞。“清国政府早就希望能禁止鸦片贸易，但英国用大炮和军舰强迫清国政府将他们的子民推向堕落的生活，致使他们一批批地走向死亡的深渊”（《1877年的上海：火轮信使》）。“非法的鸦片交易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这里的男人一个个瘦骨嶙峋，两眼深陷，如同木乃伊一般”（《1906年的上海：会审公廨》）。清朝的城市里，“街道其实不过是些很长很长的巷道”（《广州的一天》），“在城内那狭窄和肮脏的街道上漫游了两个小时，纷繁闹市的喧嚣和难以尽数的恶臭包围着我们，给人以窒息的感觉”（《在大清国的心脏旅行——扬子江游记》）。清朝的各级官员，既腐败，又无能：“各省的每位官员，从总督到职位卑微的胥吏，都努力对所收税款数额保密，因为这些税款中的一部分要保留下来，作为他们获得额外补贴的来源”（《沉重负荷下的帝国财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驻守山海关的清军官兵，“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在战争状态……什么广州事件，什么大沽海战，什么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一概不知”（《清国东段长城观察记》）。清朝人民的生活，痛苦而麻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很低……人们没有急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生活是可以改变的……人们的生活不过是一种求生的挣扎”（《一位美国工程师在粤汉铁路沿线的观察笔记》）。“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20名凶犯……据说一天内处决300人的情形多得是……刑场上的每位清国人都在东张西望，仿佛此时此刻并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当轮到他们自己时，似乎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他们就这样死去了，人的生命被看得一钱不值”（《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万恶之源：儒家思想和科举制早在100多年前，《纽约时报》的作者们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造成中国贫穷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在他们看来，清朝人“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究其根源，就在于儒家思想“已经禁锢了人们的自由思维空间，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表达方式，并且倾向于压制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创造性”（《“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他们直截了当地指出：“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否定对古代知识的研究，但把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方式限定在一条狭窄的思想道路上肯定是错误的”。“清国女孩的脚在幼年时就被人为强制地束裹起来，迫使它们停止生长。而清国男人们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这里的男人在现代知识的道路上行走时也如他们的女人一般无能为力”。科举制“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此刻它也决不可能再适用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读着这样的文字，联想到时至今日还有学者呼吁“读经”、呼吁“为科举制平反”，实在令人感慨万千：难道，我们的亏，吃得还不够吗？你不熟悉的历史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阅读《帝国的回忆》时，还能接触到一些平常不太熟悉的历史。例如，汉奸李鸿章的思想，其实并不保守。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他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他甚至提到了言论自由：“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又如，圆明园被烧毁，直接的导火索，源于“（英、法）战俘们受到了清国人残暴的对待”（《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对于想深入了解此事的读者，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读读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火烧圆明园之前发生的事》一文（《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甚至，还有惨痛的一幕。甲午之战，清军大败，而“东京举行了盛大庆典……至少40万人参加了在上野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节日盛装的东京欢庆战争胜利》）。“新华网”上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我甚至认为这篇电文应选入中学的历史课本，让我们的后代都记住这痛苦，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警醒。”（世纪图：《一个并不美好的回忆》。“新华网”，2004年6月9日）。“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在该书《引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中，编者郑曦原先生，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从本书提供的一些珍贵史料可以看出，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腐败，而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体承担……我国政治文化向来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与反省……晚清时期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当我们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后人谴责他们时，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谴责的这种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仍继承和延续着。”但愿如此清醒的声音，不会被盲目的狂呼和浅薄的聒噪所湮没。
黄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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