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知识及对苦难的同情

　　爱因斯坦与罗素，他们在三十来岁时，人生最重要的发现都已完成，前者提出了相对论，后者与怀特海合作写完了《数学原理》。在漫长的余生当中，他们用来谈恋爱、教书和写评论。

　　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应该像爱因斯坦和罗素那样，纵使有超常的智力，他们也只生活在当下的时空里。

按这个标准，要在中国当下找一个样本，那么，王小波勉强算及格（当然，他与前两位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他可以用《红拂夜奔》满足自己，又可以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来征服广大青年。他写杂文现在被许多人解读成为了混口饭吃，不得已而为之。按我的理解，稿费当然是要的，可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忍受周边的愚蠢、虚伪与“一切都流于庸俗”———他的杂文非常成功地阻止了一部分人走向庸俗。

　　在中国的文科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是小说家），有一种爱因斯坦厌恶的“放弃理性”的异禀，他们可以在虚构中悲天悯人，而在现实中心如蛇蝎；他们可以在诗歌当中为一朵花的凋谢落泪，而孙志刚被打死，他却可以等闲视之。这种性格分裂不会让他们想不开，反而有种左右逢源的成就感，虚构的真善美会感动后世，赢得不朽的名声，而真实的狡猾凶狠，可以让他们保持利润率。“后世”与“永恒”，成为中国作家们最后的鸦片烟。不要用理性之外的“后世”与“不朽”来忽视现在的生活。我并不会因为你做出了一副想不朽的表情，就额外尊重你。王小波有现在的影响力，是他确实具有了罗素三要素：爱、知识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并不是他多么想“不朽”，也不是因为他死得早———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