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农民工普遍自卑且精神匮乏 期待城市化生存

　　渴望受到尊重，寻求心理支持

　　追求人格平等，享有做人尊严，是第二代农民工更加鲜明的特色。

　　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经常受到伤害。福建晋江市有很多制鞋企业，很大一部分对员工管得很严，其实是担心员工从厂里偷走原料。一位民工告诉记者，企业老板不信任员工，是不尊重农民工。记者随机调查发现，30%的农民工认为本地人排外，看不起农民工。

　　共青团广东省委社区与权益部副部长陈莉丽说，第二代农民工的打工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眼里，城市意味着美好的生活，意味着迥别于农村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以自己在城市中的努力奋斗，改变自己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社会，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下又无法融入社会，新一代农民工转而更加注重由血缘、亲缘、地缘等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更加“抱团”。

　　调查显示，44%的农民工认为“人生最应该珍惜的是亲情”。他们很乐意与亲戚、老乡在一起，因为那样往往会感受到温馨。今年25岁的重庆开县农民工朱红兵在晋江打工已有4年多了，他说：“下班后一帮亲戚或老乡约在同一个饭堂吃饭，感觉很好，就像在家里一样。”亲友、老乡也是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主渠道。据调查，40%以上的农民工是通过亲友和老乡介绍找到工作的，只有16%的人通过劳务市场找到工作。

　　居住相对集中，是农民工“抱团”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福建闽侯县荆溪镇侯屿村，这里居住的全是四川自贡市的农民工。记者走进村里看到，村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地老人、妇女和小孩。一帮妇女分成两桌打牌，旁边还有不少看牌的。周淑华的丈夫和儿子都在福州打工，她在“家”里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尽管吃、住都很差，一家人住一间房子，一周能吃上一两顿鱼肉，但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她说，这里居住的农民工大部分是拖家带口，这样生活上一家人能有个照应；而且都是老乡，大家非常好沟通，也能互相关心。

　　缺乏尊重和认同，加剧了农民工的“抱团”现象。陈莉丽说，由于外部环境存在缺陷，第二代农民工普遍有受欺负的感觉，他们很希望依靠自己的亲友、同乡寻求帮助，因此农民工中的“抱团”现象严重。广东就曾有一个家族的37口人同在一家企业打工的现象。民工听说自己群体中有人受欺负时，就会一哄而上，不循合法途径，造成群体性事件。调查显示，在遇到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通常会选择找老乡帮忙解决。

　　晋江市公安局陈埭分局吴国宾局长说，因无城市居民的合法地位，有的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工作多年，对社区事务也没有发言权，不能参与社区选举活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城市政治经济生活参与的消极态度。据他们调查，对参与当地公共事务“无所谓”或“不乐意”的人数高达近6成。

　　希望成为城市人

　　今年37岁的吴基章，是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华泰精密机械厂的一名钳工。自广东新丰县农村来该厂打工，已有12年了，如今，他应该算是农民工中的佼佼者，钳工技术4级，月薪2700元，有时能拿到四五千元。企业负责人说，他是公司的“顶梁柱”。

　　几年前，他将孩子和妻子从老家接来了。妻子现在在一私企玩具厂做工，月收入800元，9岁的孩子在当地一所小学读三年级。他说，这家公司是美资企业，公司老板管理非常人性化，很少加班，而且严格执行中国的法律，加班给工资。正因为公司待员工不错，他对这家公司也有比较深的感情了，他不想换单位，就想在这儿一直干下去。他说：“我想把户口迁过来，希望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名普通市民。”

　　但吴基章现在想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还很难。按照当地政策，在当地买房，就可以迁移户口。尽管他的收入相对较高，但买房对他来说暂时还难以考虑。夫妻俩的收入，除了自己家庭日常开支、房租、小孩上学（赞助费），孝敬家中父母的，每年能有2万元的纯收入就算不错了。他想，攒够钱，再去买房，那时把父母也接到南海来。

　　四川达县的民工魏方萍一家来泉州打工已十多年了，现在孩子也在当地读初中了。她说，十多年了，老家她只回去过三四次。“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也不想回家了。”话语中，听得出她对老家的感情已渐渐淡漠。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第二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受教育程度要高，大部分农民工是初中以上文化，不少是高中毕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同时追求平等、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强烈。他们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过得更好。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与服务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在诸多领域还存在着种种不公正和不平等，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有50.2%的人表示有机会、干得好，愿意呆下去。陈莉丽说，这充分说明了第二代农民工在内心深处对城市的认同感。

　　新一代农民工大部分没有从事过农业种植，因此对土地没有父辈那么眷恋。因此新一代农民工对将来的预期更大，就是想在城市生活，要当城市人，不要再回去当农民。特别是女性打工者，最希望嫁到城里。

　　住房、教育壁垒尚难打破

　　老家在安徽省利辛县中町镇板桥村的武庆侠也越来越把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

　　6年前，她和同乡的丈夫一起到温州打工，丈夫开出租车，她经营一家杂货店，并在那里安家生子。今年，她第一次带着5岁的儿子返乡，这个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呆在城里小男孩已然与城市儿童没什么两样。

　　“温州对外来人口政策比较宽松，我们的小孩跟温州城里的孩子一起上幼儿园，老师对他与城里孩子没什么两样。”武庆侠说，在温州时间一长，语言障碍没了，饮食、衣着都越来越接近“本地人”，自己也渐渐有了家的感觉。

　　虽然城市对农民工的门槛越来越低，但各地的政策力度还有差异。据了解，目前已经有上海、长春、北京等多座城市作出决策，对在城市中小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不再收取借读费，执行与本地学生一样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但是仍有一些地方继续收取借读费。

　　武庆侠告诉本刊记者，温州目前尚未取消对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小孩在当地上小学要交“自愿捐助费”。现在的“价钱”是一个孩子5000元，“管”6年小学上完。同样的“自愿捐助费”到了初中立刻翻番，最一般的学校也得上万块。眼看儿子一天天长大，武庆侠感到负担越来越重。但看着自己的大姐将女儿放在老家上学，教育很成问题。武庆侠决心，不管自己怎么受苦都得把孩子留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从安徽阜阳出来，在上海嘉定唯明机电机械有限公司工作的赵磊心里还是不踏实，虽然儿子上初中不再交借读费了，但听说在上海，没有本地学籍就不能在这读高中，也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

　　“我们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如果到时不能在这读高中，一切等于前功尽弃。因为我们那的教学肯定没法跟上海比，很难保证孩子考上大学”，赵磊说。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农民工们普遍表示，他们打工赚钱最大动力就是为了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希望他们有知识有出息，过得比上一代好。因此，迫切希望国家出台更多政策，彻底打破城乡教育差别，让农民工子女也能和城里孩子一样公平享受教育资源，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此外，住房问题也是目前制约农民工留城的主要障碍。

　　已经在上海打工近20年的李光俊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在城里打工近20年，也赚了一些钱，但“工资的上涨跟不上房价的上涨”，打算在城里买房安家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了。

　　李光俊盼望着什么时候城里也能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廉租房或平价房，“解决了农民工的居留问题，让我们能在城市留得下，才算真正的城市化吧！”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说，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工人阶层的一部分，因此，将进城务工的农民转化为新市民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他认为，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城市化，即农民工与城市里人享受同城待遇。

　　“贫富差距比过去大多了！”

　　安徽阜南县方集镇北街村的李俊在上海打工已经三年，生于1981年的他算是二代农民工的典型，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在上海做室内精装修这样的技术活，每月收入两千元以上甚至更多。这些钱一大半是寄回家维持母亲、妻子以及一岁孩子的生活。“家里的地都淹了，基本上都改种树了。”李俊说。常常发水受灾使种地收入充满风险，全家的生活几乎都要靠他的打工收入。

　　李俊在上海住在一个不到8平方米“基本上只够放个床”的“小窝”，位置就在虹桥机场飞机起落线的下方。“每当有飞机起降，轰鸣声震得心脏都难受”。他出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无论多远的活，他都只骑车而舍不得花钱坐车。

　　与李俊的窘迫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老板，与他家同镇不同村的这位“远亲”已然是一位“打工中产”。去年她刚在上海曹宝路的好地段买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一家5口定居上海。

　　“打工里面富起来的人还真不少，我们那个镇有不少人打工当老板后都在城里买房安家了。”谈起别人的成功，李俊眼中满是羡慕。

　　像李俊和他亲戚在打工中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上海一建筑工地打工的安徽太和县人何情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村100多人，有一半以上都在外面打工，但富的主要是20多个在新疆收破烂的，一个人一年能挣两万多；其他人都是在外面卖苦力，一年能挣个七八千元算不错了。“这样的情况很多，农民工中有能力又运气好的，出去打工一年能挣几万块，运气不好的只挣到几千元。”

　　“现在是穷的穷，富的富，贫富差距比过去大多了！”何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