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农民工普遍自卑且精神匮乏 期待城市化生存

　　《瞭望》文章：期待城市化生存

　　二代农民工基本没种过地，他们的多种愿望只有在城市中得到满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葛如江项开来王攀杨玉华

　　马姝瑞蔡敏黄豁王金涛

　　与十年前相比，如今进城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有了温饱以外的更多追求。

　　他们有文化，眼界广，需求多，不会为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而止步。他们期待融入城市，期待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期待精神生活的丰富。当他们的愿望与现行的用工条件形成较大落差时，一系列新的冲突浮出水面。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认为，外在环境的压力和内在需求表明，逐步给农民工以城市生活、城市待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社会趋势。

　　农民工待遇依然偏低

　　福建晋江是全国百强县。当地人口103万人，外来人口达100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晋江城市不大，企业众多，商铺林立，繁华非同一般。在这里，街上白天人流稀少，上午很多门面不开门。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各个宾馆便开始兴旺起来，逛街的人们也多了起来。

　　商店的老板告诉本刊记者，晋江的晚上最热闹，一直到下半夜，街上都是人来人往，即便是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也没法与之相比。因为白天工人要上班，没时间出来，晚上9点工人下班后，街市才繁华起来，以此形成了晋江“夜景”。

　　这个夜景也许可以称为“加班夜景”。

　　一天晚上9点多钟，《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晋江市捷龙豹鞋业公司。正在生产线上的安徽怀远县民工赵伟说，他来这个厂一年了，每月最多能挣1200元。但工作压力太大了，几乎每天加班3个小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下班。

　　农民工加班是普遍现象。据调查，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的仅占19.4%，80.6%的农民工工作超过8小时，工作8～12小时者占72.7%。每月没有休息日的占到近一半。

　　按国家规定，公民每月法定工时大约为180小时。《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为赵伟算了一笔账：每天加班3小时，再加上双休日加班，每月共超时加班162小时，相当于一个月干了两个月的活。以他最高工资1200元算，实际上他每月的法定工资不超过600元。这一标准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

　　1200元月工资在广东、福建已经算是中等以上水平。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说，目前，只有20%农民工拿到广东省全省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初次就业月工资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33%，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70%。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难以落实也是对农民工权益的一大侵害！”福建省泉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苏渊明局长介绍，按照规定，企业用工必须办理工伤、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等5大保险。按福建省政策，5大保险保费约占工人工资总额39%，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人月工资为1000元，企业就要支付保险费近300元。但目前，企业支付的保费不到应支付总额的1%。

　　出现这一情况，一是政府领导认识不到位,怕参保增加外资企业或私营企业“负担”，影响了投资环境。二是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不严。三是企业逃避责任，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目前，泉州市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50%。

　　没有签订合同，意味着打起官司来企业可以不负责任。据共青团广东省委调查，广东接触职业危害的职工有近1000万人。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农民工的命运是悲惨的，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他们只有把伤、残、病带回老家，社会矛盾又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

　　维权门槛难以跨越

　　今年21岁的贵州女孩杨艳，已有3年打工经历，她现在是晋江一家鞋厂的工人，而此前，她在广东惠州打工。她说，少数私营企业不仅不与工人签合同，还扣留身份证，扣押保证金，限制自由。

　　“像杨艳遇到的情况，现在已不多见。”泉州市总工会保障法律部吴章伟部长说，“但在农民工待遇低下之外，维权难的问题依然是农民工和工会组织最为痛心的事。”

　　泉州市华达律师事务所赖忠惠说，侵害农民工利益是一种普遍现象。

　　面对侵权，工会和劳动部门的手段十分有限。农民工试图通过法律维权，但程序复杂，工人时间上拖不起。有的官司要农民工举证，但大部分权益受损的农民工连合同都没有签，更无法举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法律不帮穷人的现象。

　　最近她代理的一起官司就是例证，在诉讼阶段工伤事故中的农民工向法院申请对企业财产保全，但法院要求农民工提供数百万元的资金担保。已是身无分文的农民工，如何提供巨额担保？

　　吴章伟部长说，现行法律对农民工维权不利。一是现有法律落实难。以企业加班为例，泉州市的企业几乎没有不加班的，而且不按国家规定给加班工资。一些企业晚上加班，却说是工人三班倒。执法部门很难查处。二是制度不完善。现在大部分企业是计件工资，做一个产品或一道工序给什么工资，没有标准，即便发现工资过低，也无从查处。三是工会负责人是企业的雇员，履行职责阻力很大。如果为工人说话，就有可能把自己的饭碗砸了。

　　就这一点，泉州大泉赖氨酸公司的庄镇民体会很深。一次，公司让5位员工下岗，作为工人直选出的公司工会主席，他想为工人说话。没想到，公司以他上班时间洗衣服为由给他记大过处分，降工资200元，并把他的工作从车间化验员调去烧锅炉，一天三班倒。他向劳动部门提出仲裁，但败诉。再仲裁，裁定他胜诉。但公司又要开除他，在开除留用期间，把他的工作又从烧锅炉调去当门卫。

　　官司打了好多年，在各级工会和劳动部门的关心下，他得以“官”复原职，被下岗的5人有4人重新上岗。庄镇民说，多年的官司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这些企业老板只知道攫取利润，而不考虑工人权益。在现有的环境和法律框架下，农民工维权太难了。

　　二代农民工寻求幸福感

　　2006年12月初的一个夜晚，福建省晋江的一个网吧里，18岁的湖北恩施小伙子胡明坤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他的孤独感受。

　　小胡去年初来到晋江打工。他在一家鞋厂做车工，现在月薪也有1000多元。他告诉记者，刚拿到工资时，心里特别高兴，终于可以花自己挣的钱了。头几个月，他花了很多钱买了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但后来，一下班以后，就感觉很孤独，除了上网聊天，他没有别的活动。他说：“城市人不愿和我们农民工打交道，在厂里，老板遇到工人，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我们感觉老板很冷漠，在他眼里，我们农民工就是为他赚钱的‘机器’。”

　　和小胡一样，孤独、自卑、精神匮乏是不少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普遍特点。

　　共青团广东省委调查，有67.1%的农民工认为企业生活枯燥乏味，感到“苦闷”、“无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局就业科周伯伦科长说，现在的农民工不光是干活，还需要有文化娱乐，他们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到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据调查，现在农民工中20～35岁的农民工占60%以上，他们都是青壮年，处于年轻而躁动的时期，工作之余的空虚，只有通过看电视、看录像、打牌或到一些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去来填补。

　　由于孤独而引起的性压抑，已成第二代农民工生命中另一种不能承受之重。泉州市公安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犯罪心理学副教授陈本兰说，农民工中赌博、卖淫嫖娼、酗酒等不良行为较为普遍，部分独身在外的男女青年农民工以滥交朋友来填补精神空虚，把这种畸形的男女关系作为发泄和寄托对象。不少男性青年农民工都有1个以上的女朋友，“换女朋友像换工作一样频繁”。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在回答“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有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

　　陈本兰说，第二代农民工与一二十年前的农民工（指第一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文化，心理需求高，比较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他们感觉得到的少，现实与理想差距大，因此，现在的农民工幸福感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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