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性见死不救”应予治罪

　　当道德谴责不足以制止屡屡发生的见死不救行为时，是否可制定“见死不救罪”以实行法律拯救？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王文科教授提出建议，在《刑法》上制定见死不救罪，实行分类处罚。

　　提出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的良好初衷不容置疑，或许这也是拯救社会道德沦陷趋势的无奈选择。但常识告诉我们，国家公民有两种义务：一是法定义务，二是道德义务。那么就“见死不救”问题而言，作为仅担负道德义务的公民来说，“见死救或不救”都属道德范畴的事，因而纵然他们有能力施救却见死不救，法律也无法加以强制。而有些公民或团体，如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政府救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等，“见死必救”乃是其法定的责任与义务。如果这些职业领域的公民和团体发生了见死不救行为，便属于在履行法定责任义务过程中的故意渎职，因而就理当承担法律责任。

　　事实上，在愈演愈烈的见死不救丑恶现象中，公安机关、医疗机构、政府救助机构等见死不救现象近年来比较突出：有的公安人员旁观歹徒行凶而绕道走开，有的“公安110”机构接警后故意拖延出警甚至干脆不出警；有的医疗机构对没钱的危重患者坚决不予收治，有的120急救车丢弃贫困重病患者。诸如此类公然见死不救的恶劣行为，不仅导致很多生命悲剧发生，而且冲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堤坝。

　　因此我认为，对见死不救行为实施刑事处罚，就须看对象，即：普通公民若见死不救，就由道德舆论去谴责；而对担负着法定救助责任的公民及团体，若见死不救，就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如何才能有效减少和避免见死不救现象？一方面，针对担负法定救助责任的团体及人员专门制定“见死不救罪”，严惩渎职性的见死不救行为；另一方面，对普通公民，则制定见义勇为的重奖和权利保护政策，以鼓励普通公民在他人危难之际能自觉地挺身而出。马　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