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慰安妇缘何成为东京审判重要证据》后续

　　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谢昕 罗雁

　　新华社5月16日有关报道显示，日本关东学院大学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教授林博史认定，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证据确凿。

　　报道指出，这份题为《桂林市民控诉》的材料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战犯犯罪证据调查小组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

　　这则报道证实了桂林慰安妇证据材料由国民党政府提供。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各种报道和资料，对东京审判中桂林慰安妇证据材料的描述仍十分简单，而且，对于庭审中检察官如何指控和盘问日本战犯，日方如何承认，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事实上，本报从今年4月25日发表《桂林慰安妇缘何成为东京审判重要证据》这组报道后，一直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和探询，希望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

　　国图缩微胶卷中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容

　　要获知更多真相，必须找到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中心资料编译室主任李学通曾透露，去年该中心收到美国方面寄来的征订单，称有一套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的缩微胶卷。因胶卷要价30多万元，该中心未购买。李学通说，国内也许有研究机构单位收藏了该胶卷。

　　记者随后联系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国家档案局，均无果。4月底，国家图书馆经仔细查询后，给予记者答复：这里的确有一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解密文件的缩微胶卷！但这一胶卷不是去年购买的，而在很多年前就收藏，且是日文版。

　　这与李学通所说胶卷是否一回事？记者赶往北京。

　　国图坐落在幽静的紫竹苑公园旁。走过长长的走廊，记者来到国图西隅的缩微胶卷阅览室。因之前多次通过电话联系，阅览室的龙老师很快调出了缩微胶卷的索引目录。“胶卷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的，目录是英文，胶卷是日文”，龙老师说。

　　记者在这本4A大小，封面发黄、破损的目录上看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用铅笔写的中文“日本外务省档案”。龙老师介绍，这一胶卷内容即是日本外务省1846-1945年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在东京审判中所搜集的二战期间的大量材料。同时，龙老师拿出一本日本陆海军档案的目录索引，告诉记者：“这两份材料都是当年美国从日本带走，后由美方整理并翻拍成缩微胶卷。”

　　记者从国图借阅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一书，其中记载：审判结束不久，盟军总部便把档案室所有文件和资料，无论是法庭接受了的证件原本，或是日本政府的机密档案，或是从纳粹德国搜来的秘密文件，或是同盟国提供的作证资料，全部都接收了，并且不久便送到华盛顿美国陆军部去了……曾经用照相方法把它制成了影印本……

　　翻开日本外务省档案的索引目录，记者看到“国会图书馆，1953年”的英文。看来，这份胶卷年代久远。目录中显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缩微胶卷共有94卷。“如影印，4A纸要超过10万张。”工作人员说。

　　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相关目录，记者看到仅目录就有35页682条。由于该目录不能外借，记者大致浏览，在目录中发现了“满洲事变”、“上海事件”、“大东亚共同宣言”、“枢密院会议笔记”等内容。但或许浏览匆匆，或许目录描述简约，记者暂未在目录中发现慰安妇内容。

　　“虽不能肯定这套胶卷即美方征订的那套，但不排除这套缩微胶卷中有慰安妇的。”有专家认为。但胶卷之巨，且是日文，通日文者遍览至少都需数月！

　　而日本陆海军档案规模更大，光索引目录就有数百页。

　　上千万字的庭审速记录待揭秘

　　困惑之时，记者在天津朋友的帮助下，联系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宋志勇。宋志勇对东京审判有较深研究，有多部（篇）相关著作或论文，而且据说他手头有大量东京审判的庭审资料。

　　宋志勇告诉记者，他的确有一套东京审判庭审速记记录。“是对庭审过程、证人证言、指控盘问等的速记录。”这套资料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从日本购回，日文版，上世纪60年代出版。对于慰安妇问题，宋志勇坦言他并未在速记录中留意到这一点，一是自己从前对此问题未深入研究，只是从速记录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其他材料；二是速记录有10多卷，上千万字，且没有索引目录，不分章节，查找资料本身就比较困难。而且，这套记录也不是庭审全记录，对有的证据记得非常详细，有的却只有证据号。

　　不过宋志勇表示，不排除速记录中有慰安妇的证据和指控记录。

　　宋志勇说，“最近我很关注桂林慰安妇问题。”前段时间他利用搜索引擎，以日文输入“日本；桂林慰安妇”，找到一个叫“日本国际记者俱乐部”的网站，看到一则日本学者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称：日军一名大尉在桂林李子园组织复兴社，以招女工为名强迫其卖淫。

　　梅汝璈曾说：未好好搜集慰安妇证据是一大遗憾

　　“东京审判中没有将‘慰安妇’问题专门提出，对日军残害中国妇女的提法，是‘强奸’、‘逼迫其卖淫’、‘强迫充当军妓’之类。”宋志勇的说法，与对慰安妇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苏智良教授的说法基本吻合。

　　记者从国图借阅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以下简称《判决书》）。这本书被国图作为珍贵资料收藏，只允许在图书馆内阅读，不能外借。

　　《判决书》“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部分提到：“在占领桂林时期中，日军犯下了强奸和抢劫之类的一切种类的暴行。他们以设工厂为口实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来的女工，被强迫为日军作娼妓。1945年7月从桂林撤退以前，日军编组了放火班，将桂林整个商业区的建筑物放火烧毁。”

　　种种资料表明，东京审判并未重视慰安妇问题，只是作为对妇女的暴行提出，对慰安妇的提法往往是“军妓”之类。

　　需要补充的是，战后，日本多次以“军妓”来掩盖其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罪恶，但这种掩盖遭到反驳。《中国人关注的话题：战争索赔》（李正堂，新华出版社）指出：营业性慰安所中少有中国妇女，中国妇女多被集中供日军肆意玩乐。

　　另外，国民党政府对东京审判未足够重视。《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书提到：“随着审判的进行，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越来越发现国民政府方面对东京审判准备不足，出庭作证的国民党政府官员法律水平低下，只会讲些空洞的话”。该书举了个例子：原国民党政府军事部次长秦德春，到了法庭上只会说日军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翻来复去，却拿不出实际证据，遭到法庭上许多人的讥笑。

　　宋志勇告诉记者，当年梅汝璈曾密电国民党外交部称“除南京大屠杀外，其他资料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参加庭审的不足20人的有限人手高强度搜集证据资料。诸如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一些证据资料被作为重点进行了搜集，而另一些却无暇顾及。

　　记者联系到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现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梅小璈，他告诉记者，他曾听父亲说过，对东京审判感到最遗憾之事，一是日本731细菌部队罪行被人为掩盖，二是没有好好搜集慰安妇证据。

　　这些似乎都有助于理解桂林慰安妇证据为何成为中方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唯一慰安妇材料。

　　新华社5月16日的报道显示：国民党政府战犯犯罪证据调查小组在桂林对受害者及桂林市民展开实地调查，写出了这份材料（桂林妇女被迫成为妓女）。

　　《日本幽灵》（郭晓晔著，当代世界出版社》一书记录：东京审判期间，为取得确凿、具体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首席秘书裘劭恒曾领着美籍检察官克劳莱和温德飞回中国，先后到上海、广州、桂林、衡阳、汉口、北平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实证。记者查找到的《中华民国广西省政府桂林市29—37年史记》记载：民国34年（1946年）5月20日，战犯罪证调查组组长柴子尚，陪同远东国际法庭检察官克劳莱等到桂林取证。

　　这些都与新华社的报道有契合之处。虽然比较肯定的是，检察官在桂林并非以调查慰安妇问题为主要任务和目的，但也许正是在这次调查中，检察官们获知日军以招募女工为幌子残害妇女，于是进行走访调查，连同日军放火焚烧桂林城的证据一并向法庭提供。

　　桂林证据在日方的缄默中被法庭接受？

　　与桂林妇女受害材料类似的还有另外6份证据材料，在法庭上，这7份材料是一起提出的。对这些证据材料，日军为何要承认，如何承认，庭审时间的问话情况如何？

　　由于庭审详细资料我们无从目睹，但从日本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所著《东京审判》一书中，记者有所启发。书中记录：审判过程中提到无数暴行事实，在辩护方引起了动摇和慌乱，以致于对已搜集到的证据保持缄默，对公诉方的证人不进行质证，对相应的书证也不作分析。律师仅在他们认为尚有一线希望对个别指控提出异议或对自己委托人的直接责任提出怀疑的极少情况下才加入战斗。

　　1946年5月开庭的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4300件以上，起诉书提出了对被告控诉的55条罪状，判决书长达1213页……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东京审判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指控、盘问、质证、反诘。如山的证据文件在法庭上被提出，日本辩护方要一一抗议，所需精力相当之大，而且随着审判的推进，“恐慌”情绪开始在日方蔓延。是否可以这样推测：与其他累累罪行相比，对于本来证据材料就有限的强征慰安妇罪行，日方看来不过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有抗议的必要，也没有精力来抗议。

　　也许正是在日方的缄默中，检察官提出的桂林证据被法庭接受。

　　对于桂林慰安妇事件，台湾方面也予以了关注。4月底，台湾女勇士高金素梅（7次为“高砂义勇队牺牲者自靖国神社除名”赴日本讨公道）游览桂林时，得知记者在做此调查，即嘱其助理林小姐返台后与台湾研究慰安妇人士取得联系。在林小姐的帮助下，记者近日致电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周京元，周京元对桂林慰安妇事件很关注，说自己也在寻找相关资料，听了记者的相关介绍后，她表示将去台湾国史馆、台湾近代历史研究所寻找，希望找到当年在桂林的调查原始资料和东京审判的全记录。

　　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我们将两份详细庭审记录带回了国

　　高文彬是目前国内唯一两名健在的东京审判见证人之一。当年，作为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他在审判开始后的第13天抵达日本，亲眼见证了长达两年多的东京大审判。

　　记者将电话拨到他位于上海的家中，这位85岁的老人在电话里声音非常洪亮，说到东京审判，他表达清晰，语速也很快。

　　高文彬说，东京审判期间，国际检察处每天都将头一天的庭审记录送到各国检察官办事处，通常是每个办事处一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写道：检察处的办公场所是在法庭大厦的三楼。每一参加国的陪席检察官及其随带的工作人员都有一间独自的办公室，并组成一个小组。

　　但高文彬每天都多要一本资料。“庭审记录总共有几百本，每本100页左右，量非常大，我们拿到的全部是英文记录。”审判结束后，中国检察官带了两份庭审全套资料回国，高文彬记忆犹新，“一份由向哲浚检察官带到南京交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另一份由我交给了我的母校——上海东吴法学院的办公室，当时是一个叫喻友信的工作人员接收的”。

　　需要提到的是，高文彬是上海东吴法学院的高材生。“我们学校是当时中国唯一既教授本国法律，又教授英美法律的法学院，因此学生都通英语。”他很骄傲地告诉记者，参与东京审判的中方人员很多都曾在该校学习或教书，比如中国检察官倪征燠是该校上世纪20年代学生，中国法官梅汝璈也曾在该校教书。“所以我向国际检察处多要了一份庭审记录，送给学校作纪念。”

　　高文彬说，交给国民党政府的那份庭审资料，也许现在还在台湾，也许在国民党离开大陆前已被丢弃或者销毁。而东吴法学院解放后融入上海一些大学的院系调整中，“学校已经不存在了，学校工作人员变动非常大，喻友信没了音信，我们给学校的那份资料也不知所踪。”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找到高文彬，询问这些资料的下落，可遗憾的是已经找不到了。

　　对于日本的慰安妇制度，高文彬说东京审判中并未将此事作为审判重点。虽然因为年代久远，庭审资料又非常庞大，庭审中是否有关于桂林的证据资料，他已经记不清楚，但他肯定地说：“在我印象里，不仅中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受害妇女都没有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高文彬对记者调查桂林慰安妇事件表示支持。他说，日军在中国实施慰安妇制度，残害了无数妇女。但日本政府多次否认在华建立慰安妇制度，中国受害妇女向日本政府索赔也无果。“应该还历史以真相。”高文彬的语气很激动。

　　历经世事沧桑，如今的高文彬住在上海一处带花园的房子里，年事已高，外出走动不多了，只是常常到花园里弯弯腰、松松腿。也许，在享受闲适生活的同时，6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大审判，仍然不时唤起他的记忆。

　　庭审中谁就桂林慰安妇问题指控日本？

　　庭审中，法国检察官提出桂林证据？

　　新华社的报道提出桂林慰安妇证据材料由国民党政府搜集，那么在审判中又是由谁来提出这些证据，对日方进行指控？

　　记者近日经多方搜索，在网上找到韩国《东亚日报》一则报道的中文版。4月23日这篇题为《东京审判的各种证据资料表明：日军曾介入强征慰安妇》的报道，记录了1946年1月，日本陆军中尉小原征太（音）在接受荷兰军队调查时，承认在印度尼西亚姆阿岛（音）强征慰安妇。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段问话。此外，报道提及葡萄牙医务人员的证言，证明在东帝汶岛，日本人强行要求当地首领将年轻女孩送往妓院。

　　这篇报道还提到“法国检察队提出的越南朗桑事例和在中国桂林以征集工厂工人为名行骗的事例当时也被出示”。

　　资料显示，东京审判中，中国、荷兰、法国向法庭提供了7份有关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证据。这些证据由国际检察处掌握。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一书中，我们看到：国际检察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其处长由美国人季楠担任，中国、英国、苏联、法国等10个国家分别派出陪席检察官。陪席检察官在整个检察工作分工里，时时被检察长指定担任或大或小的任务。

　　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组人手有限，精力集中在伪满政权、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方面。对于当时在审判中并未引起格外重视的慰安妇问题，国际检察处有可能交给其他国家的陪席检察官来提出指控。综合《东亚日报》的报道，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庭审中，国际检察处将慰安妇问题交由法国、荷兰等举证任务相对没那么繁重的检察组提出，其中，法国将其当时的殖民地越南及越南近邻广西桂林的慰安妇问题一并提出，负责对日方进行指控？

　　原始桂林慰安妇证据材料很简单？

　　无论新华社的最新报道，还是《东亚日报》的报道，以及目前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其他资料，对于桂林慰安妇证据的描述都很少，仅为“日军以建工厂为借口招收女工，把她们带到丽泽门外，强迫她们做妓女，供禽兽一般的日军士兵淫乐”之类。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不到日军如何在桂林实施慰安妇制度、桂林慰安所的具体地址、证人有哪些及其姓名等。

　　《东亚日报》对印尼、东帝汶慰安妇事件的记录较详细，显然，该媒体掌握了一些东京审判的证据材料。但令人不解的是，报道中为何对桂林事件一笔带过？中国是在二战中受害极深重的国家，桂林事例又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唯一承认的中国慰安妇事例，加之日方今年再次承认此事，对这样的“热点”，韩国媒体“一笔带过”似乎说不过去。

　　那么，我们不由猜测：也许由于当年不够重视，国民党政府搜集到的桂林慰安妇证据材料本身就比较单薄？桂林市文物队前队长赵平也曾告诉记者：当年，远东法庭的人来桂林搜集证据主要是针对毒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