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法院讨要执行款为何难之又难

　　据《山西晚报》报道：山西曲沃一位农民为了要回6万多元执行款，奔波14年，又是请法官吃饭，又是寻找被告人。而法官往往在喝饱吃足之后，以各种理由对其进行搪塞。最后，这位农民非但没有要回一分钱，反而为此倒贴了7万多元。

　　那么，这笔执行款到底弄到哪里去了呢？有关证据显示，这笔钱早被法院“肢解”给了别人，而其真正的主人却一直蒙在鼓里，仍怀着希望，一次次宴请法官，一趟趟奔波法院，一遍遍逢人请求。

　　我想，相对于没有执行或执行出现客观困难的“执行难”，这样一个“名不副实”的执行结果，恐怕更让申请人失望乃至愤怒。长期以来，我们在探索破解“执行难”这一长期困扰法院的司法难题、顽症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一些部门和地方的保护主义、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等外因，然而，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发现，“执行难”还有一个人为的内在原因，那就是少数法官素质参差不齐。

　　可以说，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已经成为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在个别法官出丑的新闻中，会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声音：“我就是法院，法院就是我，我说不立案，就是不立案”。少数素质差的法官大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滥用法律赋予的审判权、监督权，搞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至于这些法官为什么敢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执行案件不公开。在不少地方，执行案件由执行人员一人说了算，案情也只有执行人员一人了解，当事人来问，执行人员有时甚至爱理不理。这样一来，执行进程、执行对象情况等信息几乎变成一个谜，客观上为一些执行人员和部分法院违法乱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人们常说，司法机关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法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试想，如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腐败了，那么，社会哪里还有正义可言？司法腐败破坏的不仅是法律秩序，它更动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对法律的信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除了提高部分法官的素质外，更重要的是，将执行过程置于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下。唯此，才能让公众从判决书的执行力中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存在，才能增强公民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的信心，确保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