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危改项目陷困局 酒仙桥地区5千户全民公决

酒仙桥危改工作能否顺利进行，6月9日的“全民公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报记者 董鑫 摄

　　编者按：

　　危旧房改造地区往往也是背负着沉重历史的地区。这里的部分居民，除了忍受破旧房屋给他们带来的不适外，还要承受社会剧烈变革给不同人群带来的影响，以及岁月带来的日渐衰老——这些都让他们在面对“危改”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些急盼危改，有些却无法承受在“危改”中自己需要承受的金钱、精力等代价。

　　除了客观上的困难，居民主观上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让同样有着自身客观困难和主观利益追求的开发商一筹莫展——其反复博弈修改后推出的“危改”方案，仍显得单薄而无法满足所有的诉求。

　　现在，“全民公决”成为酒仙桥地区推行“危改”的最后一招：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危改”的命运。但这种民主的程序是否能够化解所有的矛盾，却仍需拭目以待。

　　□ 本报记者 徐涛 吴怀尧

　　实习记者 杨井鑫 贾丽娟

　　五月末，北京的阳光强烈刺眼，30度以上的高温颇为常见。唐易（化名）在她16平方米的家中坐着，一个劲地摇着蒲扇。

　　“再热一点儿，这儿根本没法住人。”说着，她站起身，想要带记者到屋外去看看这筒子楼里里外外的情形。但看看身上家居的衣裳，她迟疑了一下，接着抱歉地笑笑，“我先换一下。”然后撩起自己家大门的门帘，到对面共用的厕所里换衣裳去了。

　　唐易住在北京朝阳区酒仙桥七街坊一栋筒子楼里。这个16平方米的家是单位分给她的宿舍，“已经住了二十多年。”她和3个邻居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厕所经常漏水，苍蝇蚊子到处乱飞；厨房的四壁已经被油烟熏得看不出本来面目。

　　“所以一说要‘危改’，我可乐意了，去年（2006年）9月我就签了《回迁安置房预定书》，还抽了选房顺序号。”唐脸上露出光彩。在这次危改中，只要交10万元，她就可以拥有一套69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还带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呢。”

　　唐易说的“危改”，是指酒仙桥地区危旧房改造工程。这一地区的房屋大多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目前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基础下沉、灰缝松动，木质腐朽、电路老化、管道锈蚀等问题。经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安全鉴定站鉴定，这一地区破旧的三、四类房屋占房屋总数的70％以上——按建设部《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三类房屋应停止使用；四类房屋应整体拆除。2003年，这一地区被批准列入危旧房改造范围；2006年，“危改”正式开始启动。

　　和唐易一起在2006年9月就签下《预定书》的，占危改地区总户数的51％。这个地区等待“危改”的住户一共是5473户，涉及到的常住人口逾2万，这成为北京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单个拆迁项目。

　　反对者

　　不过，直到到2007年春末夏初，唐易仍看不到“危改”开始的迹象。因为，除了一大批和她一样急于危改的人之外，还有一大批持有异议的居民。

　　“昨天（2007年5月28日），有报纸报道我们这个地区89％的人希望‘危改’能在今年内全面实施，立即有居民拿着报纸跑到我办公室来，质问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巴长瑞说。他是酒仙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由于负责这次“危改”的协调工作，他知道对“危改”有异议的居民并不少。

　　也正是为此，酒仙桥地区危改指挥部和实施危改的企业——北京电控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发了2600份居民意见调查表，调查居民居住现状和对危改的看法。收回的2100份调查表中，89％的住户希望在年内进行危改。“有异议的，甚至是连调查表都不愿意填的，大多是平房的居民和有独立产权的楼房居民。”巴解释。

　　这一地区的复杂正在于此。5000多户住户中，像唐易这样住在筒子楼中，并且没有房屋所有权的住户有4211户；另有707户住在成套的单元房中，拥有房屋的所有权；还有555户居民住在平房中，他们不拥有房屋所有权；而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关专家均称，酒仙桥拆迁所涉及产权结构之复杂，“史无前例”。

　　“其实我是一万个同意‘危改’。”59岁的周丽（化名）说，“但开发商给的条件我们接受不了。”她说这话时正站在自家平房的门口，挡住照射进屋中不多的阳光。而她的邻居们也纷纷点头赞同。

　　按照危旧房改造办公室在2005年10月制定的《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地区危旧房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周丽现有24平方米的平房可以换到套90平方米的三居室，但同时，她的全家需要掏出22万元。这笔钱，她拿不出来。

　　“2006年3月，大家听说要开始进行‘危改’，积极性可高啦。街道办事处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很多老人家都站着在听。但看完宣传片我就不同意了，我举手问，你在说我们酒仙桥穷和破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说那段历史。”周说。

　　她说的那段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酒仙桥这一片都是电子工业部下属7打头的企业，能进这个企业的人都是数一数二的人。”周丽说。当时“先建设后生活”的口号让他们在临时搭建的平房中住了半个世纪。她住的那间平房就是当时为建造工厂而给建筑工人搭建的简易工棚。

　　“还有人住的是照顾哺乳期妇女而造的‘妈妈房’；也有人住的是分隔开的厂房——因为当时年轻人要结婚，但没有地方住。”周丽身边的街坊补充，并纷纷指点哪些平房曾经派过什么用场。

　　这些在平房中忍耐着的住户在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纷纷下岗。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四十岁。

　　“我算了一下，我工作一辈子的工资，再加上下岗的那点儿钱，一共是16211元。离要交的22万元远着呢。”周丽说。“如果能出得起这钱，我们早就不在这么破的地方住了，怎么会等到现在？”

　　她的邻居也以老弱病残居多。一个七十多岁姓雷的老人推开自己家门。门内，是两间用报纸糊满墙壁的房间。她的老伴坐在轮椅上，在黑暗中看上去宛如一尊雕像。

　　“有一次拍日本鬼子进村的电影，就在我们这儿拍的。”周丽说着自嘲地笑了一下。

　　除了平房住户因为窘迫而对“危改”颇有微辞之外，住着独立的两居室并拥有房屋所有权的住户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住得好好的，就叫我搬家。我祖籍东北，北京没什么亲人，就亲家在（酒仙桥）十街坊住，女儿女婿在四街坊住，这次都得拆迁——叫我搬哪儿去呢？”70岁的陈玉凤说。她住的是1979年建造的5层楼房，两室一厅60多平方米的小户型正好适合她和老伴居住。

　　无法投亲靠友，只能租房。但这在她看来无疑困难重重。“我月收入1215元，但现在周围房租差不多都要一两千，开发商又一户只给5000元的中转补助费，哪里够呀！”陈感叹。

　　而陈最担心的是自己“回不来”。她所在的这栋楼里，她的年龄还算是小的。“其他地区‘危改’时，好些老人就没能熬到看见新房。”说到这里，陈眼圈一红。之前为这事，她曾和她的同事们抱头痛哭。

　　“最快这些新房要到2009年末才能造好。”巴长瑞说。显然，在迎来奥运会的2008年，工程无法动工。

　　其他人还有别的诉求。像祖孙三代同堂的，希望多分一套住房或是房屋面积能大一些再大一些——然而，按照《实施细则》，他们中的大多家庭只能分到建筑面积为66平方米的住房。

　　冲突

　　一边是迫不及待想要改善居住环境的居民，一边是无法承受“危改”代价的居民。

　　“这让‘危改’这个话题变得特别敏感。”巴长瑞这样说，几位居民这样说，朝阳区建委也这样说。

　　而这种敏感在2006年的秋天已经酿成过一次风波。

　　2006年9月，在酒仙桥街道办的《酒仙桥社区》报上，刊登了一封居民来信。写信者在劝说迟迟不同意签字的居民时，用了一些过激的言论。

　　“信中骂我们是下九流，骂我们女儿找不到丈夫，儿子找不到媳妇。这还了得。”周丽和她的街坊们说。之后有居民自发组织在街道办事处门前抗议。“危改”进程陡然停顿下来。

　　而酒仙桥街道办事处俨然进入了一个暴风眼。

　　“街道办事处办事不力，政府要求的‘危改’怎么说停就停了？”唐易质问。

　　“那时候我急得觉也睡不好。”当时被委任做协调工作的巴长瑞说，“老百姓没有错啊，‘我穷不是我无能’，这的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制定的‘危改’《实施细则》也没有问题，都是根据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的。”

　　巴长瑞说，“能做的只能是让老百姓把一肚子意见说出来，然后和开发商去谈判。”

　　2007年春节前，他要求各楼选出人民代表。正月初八，他和选出的14个代表长谈了4个多小时。之后，巴长瑞常常把居民代表和开发商请到一起来商谈。

　　“我们也很委屈。”武志海说。他是北京电控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这家公司正是实施酒仙桥地区危改的公司。“回迁地占地多少平方米是城市规划中已规划好的，户型面积设计大了就超标了；我们单位是公司而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我们在购房价和周转补偿费上再让步，那我们就要亏本了。”他说，这个项目不盈利可以，但是“亏本不行”。

　　按城市规划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用于回迁房建设的总面积是43.8万平方米，占酒仙桥危改后总建筑面积的40％。其余的土地在电控阳光进行完一级开发之后，由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进行招拍挂。

　　开发商不继续让步的风险在于“危改”的遥遥无期。“我们已经投入很多时间和金钱成本了。”武说。阳光电控并不想在有几百户甚至上千户还没同意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危改”拆迁工程，因为“京棉新城”的所遭所遇让他们心有疑虑——2005年9月，北京国棉一、二、三厂危改工程开始后，一直有百余户住户坚决不搬，造成工期延误，负责危改实施的开发商方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必须因为违约而为每个合同赔付合同价格万分之二的违约金。“这让他们已经损失1400多万了，以后会更多。”武说。

　　五月，电控阳光做出了一个补充意见，在这个补充意见中，该公司在货币补偿、低保家庭补助、周转补助费等问题上作出了让步。

　　到5月31日，电控阳光再次在户型、周转补助费等问题上作出让步。

　　“全民公决”

　　但是，这仍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不是无理取闹，我们是没办法接受这些条件。”周丽和她的街坊说。在他们看来，开发商做的让步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优惠后的购房款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时间等待得太长了，我都不相信这个‘危改’能否进行下去。”唐易说。她刚为炎热夏天的到来换上新纱窗，而她一个已搬出去住的邻居在担心自己是不是搬得太早了。

　　“现在我们代表也只能代表自己，其他的，我们谁也代表不了。”14个代表中的一个忧虑地说。在他看来，时间越拖长，人们越不安，分歧也越大。而且，由于他并非通过法律程序成为代表，他所做的一切并不为所有人认可，甚至还有居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代表”存在。

　　如何同时解除意见各不相同的居民以及开发商的顾虑，这是个问题。

　　“5月，区建委、街道办、电控阳光讨论决定在6月9日进行一次公开投票——让老百姓来决定是否开始危改拆迁工作。只要大多数人同意，那我们就开始‘同步搬迁’。”巴长瑞说。

　　他们将“危改”以及当地老百姓的命运交给了“全民公决”这道程序。5月31日，选票派发到各个居民手中。6月9日那天，6个投票箱将会放置在不同的街坊，等待早上9点到晚上9点的投票。投票结果将会在10日下午公布。

　　这一做法同样遭到置疑。“弃权票是不是也视为同意？那就太不公平了。”周丽有些不满。

　　唐易甚至认为“全民公决”是多余的：“‘危改’这个方向正确不正确？如果正确那还要投票做什么？政府直接去做就是了。”

　　但无论如何，这个程序就在眼前，并将用多数人的意愿让少数人服从。

　　而巴长瑞和电控阳光并未用一个准确的数字来说明多少算是“大多数”。

　　“差不多80％吧。”巴长瑞说。

　　“90％？”武志海不敢肯定。他所代表的电控阳光如果这次仍然没能赢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将选择离开。“我们不想再耗下去了。”他盯着办公室墙壁上的规划图。

　　即使同意的比例高达95％，也仍然意味着在5473户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有270多户不愿意搬迁。

　　“到时候我做定‘钉子户’了。”周丽一笑。当她说这话时，她的街坊表示赞同。

　　巴长瑞和电控阳光同样没有想好的是，如果出现“钉子户”，该如何进行“同步拆迁”。

　　“我现在要强迫自己不要想这个问题，手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巴长长地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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